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和原始分布中心,也是世界上最早饮茶、业茶的国家,这一点,不仅有关于茶的丰富历史资料可以证实,也早被17世纪瑞典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林奈所肯定,同时也是世界各国植物学家已经达成的共识。世界各国的茶叶栽培和制作技术均由中国传去,饮茶习俗和茶文化也同样由中国输出。
据植物学家考证,地球上的茶树植物大约已经有上百万年的历史了,世界茶树的原产地就在中国的云贵高原一带,包括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的山区,也就是战国时期的巴蜀国所辖境内。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首次提出“是知秦人取蜀而后,始有饮茗之事”,茶始于“蜀”的说法,目前学术界已基本没有疑义,巴蜀确实是中国和全世界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云南也是世界上发现野生大茶树最多的地方,尤其以澜沧江两岸最为集中。
在传说的上古神农时期,中国劳动人民就已经发现茶树,并用茶作为解毒药物,如东汉《神农本草经》记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荼即后来的“茶”字),这里同样指出茶最早的用途是解毒药用。陆羽在《茶经》中也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乎鲁周公”,这仅仅是口头流传的传说,把神农看成五千年前发明饮茶的人物也确实有些武断了;当然,茶最早作为药用而被发现和利用于史前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在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
元 赵原《陆羽烹茶图》局部
最早关于茶的记载可见《夏小正》四月“取荼”、七月“灌荼”的记载;《诗经》中提到栽培茶树事宜,“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可知当时农民已经采集茶叶;《礼记·地官》记载“掌荼”和“聚荼”,以供丧事之用,这里的茶作为祭品使用。如果中国的茶叶生产在周代以前就已开始的话,距今也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东晋《华阳国志》记载,武王伐纣以后,巴为封国,四川的“丹、漆、荼、蜜……皆纳贡之”,可见当时巴蜀就有以茶叶为贡品的记载,“园有芳蒻香茗”也证明当时的茶树已经在园中进行栽培,人工植茶至少有2700多年的历史了。
到了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前476年),茶叶生产有了发展,茶叶已用作祭品和蔬菜。《晏子春秋》中说:“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茗菜耳。”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前221年),茶叶生产继续发展,在战国后期及西汉初年,中国历史上曾发生几次大规模战争和人口大迁徙活动,特别在秦统一四川以后,促进了四川和其他各地的货物交换和经济交流,四川的茶树栽培、茶叶制作技术及饮用习俗,开始向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陕西、河南等地传播。先秦之后,便是中国的茶由巴蜀向外逐渐传播的阶段,中原也开始有茶事记载。
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公元8年),茶叶成为主要商品,且由云南扩散到了四川。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蜀人王褒所著《僮约》,内有“武阳买荼”及“烹荼尽具”之句,武阳即今四川省彭山县,说明在汉代,四川产茶已初具规模,制茶方面也有所改进,所以才能投放市场成为重要的商品,像武阳那样的茶叶集散市场已经形成了。此时,茶叶已经成为士大夫生活的必需品,王褒《僮约》里的家僮每天既要在家烹茶,又要外出到武阳卖茶,还要把茶具收拾干净,这是饮茶、茶业得到一定发展的标志。不过即使到了东汉(公元25—220年),范围主要还限于长江中游地区。
茶从发现,到成为士大夫的饮料,经历了很长时间;由最初的祭品到菜食,再到药用,直至成为饮料,经过了2000多年的历程。
两汉以后,茶叶生产推广到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江南初次饮茶的记录始于三国,在《吴志·韦曜传》中,“或密赐荼荈以代酒”,叙述了孙皓以茶代酒的故事。
两晋时期(265—420年),寺庙栽培的茶树就有将其采制为贡茶的。产茶渐多,关于饮茶的记载也多见于史册,及至晋后,茶叶的商品化发展到一定程度。西晋左思《娇女诗》中说“止为荼荈剧,吹嘘对鼎”,左思把两个娇女用嘴吹炉、急等茶吃的情景描述得活灵活现,说明饮茶风气已传至家庭妇女;而且左思生平未离开北方,这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原(洛阳)官宦人家已经开始饮茶。
杭州永福寺茶园
南北朝时期(420—589年),佛教盛行,山中寺庙林立,无寺不种茶,各寺庙都出产名茶。没有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就不可能有名茶的诞生。《南齐书·武帝本纪》中提到,萧颐临死前诏曰:“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荼饮、干饭、酒脯而已。”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江南地区已将饮茶和喝酒、吃饭并列,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洛阳伽蓝记》则叙述北方民族虽不尚茶,但宫廷必备茶。
到了唐代(618—907年),茶区扩大到全国,饮茶之风风靡全国,茶叶成为人们喜爱的饮料。从唐开始,“荼”去一横,始有“茶”字;陆羽作《茶经》,方有茶学;朝廷对茶开始收税,建立了茶政;茶的外销,带来了茶的边境贸易。具体来说,唐中期以后,是茶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期,史称“茶兴于唐”或“盛于唐”。中唐(766—835年),江南大批茶叶经长途运往华山,北方人民饮茶逐渐成风。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山东、河北、西安等处“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说明北方人也已养成了饮茶的习惯,且已不是贵族和士大夫阶层独享了。禅宗对唐代茶业的大兴盛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安史之乱”的原因,禅宗极受欢迎,《封氏闻见记》也说,泰山灵岩寺一开门传宗,很快便风靡中土,直接结果就是茶饮的风俗化。开元以后,宫廷用茶数量与日俱增,茶政、贡茶和茶税依次诞生,《旧唐书》中记载德宗建中三年(782年),“茶之有税,自此始也”。
唐代陆羽著《茶经》
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茶圣”陆羽于758年成书的世界第一部茶业专著《茶经》三卷,对茶叶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但总结了唐代以前劳动人民在茶业方面取得的丰富经验,传播了茶业科学知识,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而且以此为起点,茶业专著相继出现。
从饮食方式上来看,唐代以前普遍流行的是“煮茶法”,唐代以后则以饼茶为主,直至元明时期出现散茶泡饮法,并沿袭至今。茶文化在唐代发展到空前的程度,受到王公贵族的追捧,“茗战”始于唐代,到宋代则称“斗茶”,当然又有新的发展。
唐 骊山石茶器
宋代(960—1279年)也是茶业有较大变革的时代,有“茶兴于唐,盛于宋”的说法。宋代,由于气候由暖变寒,茶区向南转移,南方茶叶获得明显发展,产茶地区由唐代的43个州(《茶经》)扩展为66个州(《太平寰宇记》);就福建、两广地区来说,纬度比唐代南移了不少。宋代茶风更盛,宋徽宗赵佶所著《大观茶论》足以说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记载:“开封朱雀门外……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南宋临安(今杭州)茶肆林立,乡镇茶馆繁盛,茶馆文化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载了茶馆类型和功能的多样化发展,如有高低档茶馆之分以迎合不同阶层的品茶对象:高档茶馆为文人雅士叙谈、会旧、品茗、赏景、吟咏提供了场所,也是富商大贾光临之处,茶馆有茶博士伺候,有的还有艺妓吹拉弹唱;档次较低的茶馆,则是诸行卖艺人会聚之所。因与辽金长期对抗,加上边防和纳贡的需要,宋代由唐代的自由买卖从中征税,演变成了官营买卖的榷茶制度。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在北京、南京、汉阳等地“各置榷货物”,开始榷茶,“榷川茶以换取边马”。边茶的茶马互市制度也真正形成,南宋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形容:“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
南宋 刘松年《撵茶图》
元代(1271—1368年),茶业和茶文化的发展继续呈上升趋势。元朝不缺马匹,边茶主要以银两或土特产交易。据王祯《农书》记载,元代用机械制茶,有些地区利用水力带动茶磨和椎具碎茶,这显然较宋朝的碾茶又前进了一步。
明代(1368—1644年),明太祖朱元璋诏曰“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重开茶马互市;“唯命采芽以进”,改饼茶为散茶,改煮茶为泡茶,影响深远。明代也是制茶发展最快的朝代,明代以前杀青大多沿用蒸而少用炒;明代制茶,如闻龙《茶笺》所说,“诸名茶法多用炒,惟罗岕宜于蒸焙”,可见明代的名茶基本上都用炒来杀青了,炒青绿茶也是独步一时,明代各种茶书讲制茶一般也主要介绍炒青的生产流程。
明 文徵明《品茶图》局部
清代(1644—1911年),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传统茶学由盛转衰的一个时期。首先茶书数量明显下降,据万国鼎《茶书总目提要》收录,明代茶书有55种,清代仅有11种;其次,关于茶的技术没有显著提升,以继承为主。
在道光末年,中国红茶崛起,《平江县志》记载“道光末,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红茶受鸦片战争后出口贸易的影响而激增,中国出口茶叶约占全部出口商品的60%左右。鸦片战争后,中国茶叶市场进一步被打开,与世界市场对接,出口激增,历史上出口最高数量是在1886年,达2217200担(11.086万吨)。此后,由于印度等国家引种成功,加之实行保护政策,中国茶叶出口连年下落。1886年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茶业发展的最后一个巅峰,此后就逐渐衰退并朝近代化的方向发展。
民国时期,战火不断,茶业发展可谓是步履维艰。虽然在清末民初,中国茶业组织有一定振兴,也采取派遣专业人员出国学习等措施,使得茶树栽培和管理技术、机器制茶逐步推广,但是由于受客观条件和客观环境制约,始终无法完成茶业复兴。更严峻的是,当时的中国由于贫穷落后、工业基础薄弱、人多地少、受传统束缚等,在广大茶农中间仍旧采用传统制茶方法的人居多。
1949年以后,百废待兴,茶业发展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当年就召开全国茶叶会议,为茶业发展指明了出路。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茶业,建立茶厂、加大科研力度、引进先进技术、培养茶区、扩展贸易市场等,时至今日,中国茶叶名扬天下,许多名茶为世人所知、所爱,茶叶产量、茶区面积、出口总量均居世界前列。截至2017年底,中国茶区面积为4588多万亩,2018年产量为260.9万吨,出口数量为35.5万吨,实现了茶业的复兴并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巅峰。
中国的茶有着4000多年的历史,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强调茶叶生产必须现代化,但是也离不开中国传统的茶叶技术,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继续茶业的繁荣。(李昕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