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6日，位于武汉市武昌区街道口劝业场的武汉大学校门牌坊遭搅拌车撞击后受损，消息一出，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作为驰名中外的百年名校，武汉大学的校门牌坊见证了武大人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武汉大学，矗立在长江之滨的武汉三镇，它倚靠珞珈山，面朝东湖水，校内古树参天，曲径通幽，风景如画，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大学”之一。“三月赏樱，唯有武大”，每当草长莺飞的阳春三月，狮子山下的樱花大道上游客如织。人们迎着晨曦，在美丽的校园内鉴赏樱花、品读武大。除了樱花之外，中西合璧的古朴建筑、优雅的人文风貌以及百年积淀的学术底蕴，也让每一位亲临武汉大学的游客沉醉其中。让我们共同走进这所百年名校，探寻其背后的岁月沧桑。

 

百年沧桑话武大

武汉大学的历史，最早可上溯至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当时正值洋务运动高潮，张之洞、李鸿章等开明官绅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冀望“师夷长技以自强”，继而达到“徐图自强”的目的。鉴于此，张之洞首倡在武昌创办自强学堂，以奖掖后进，培养国用之才。1902年，自强学堂更名为“方言学堂”。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旋即成立湖北军政府，由此打响了清王朝覆灭的第一枪。辛亥革命的爆发，宣告了中国封建帝制的终结，武汉这座“首义之城”也永载史册。1913年，北洋政府成立后，在方言学堂的基础上创办了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更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5年又更名为国立武昌大学。1926年，随着北伐军进驻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原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以及私立文华大学等学校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又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1928年7月，国民政府改组武昌中山大学，组建国立武汉大学，由此成为近代中国首批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也是湖北省第一所高等学府。1928年底，国民政府选址在武昌珞珈山下修建国立武汉大学校舍，一直赓续至今。民间有言“武昌有个珞珈山，珞珈山上建黉门”，珞珈山成为武汉大学的代名词。1932年春，全校师生迁入珞珈山新校舍。全面抗战初期，武汉很快落入日军铁骑之下，全校师生随国民政府内迁大西南，并在四川乐山复课。1946年10月，又迁回武昌珞珈山复校。至1946年底，国立武汉大学已设有“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包括21个系和8个研究所，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大学迎来了新的曙光。尤其是1952年的全国院校调整，武汉大学的学科门类得以充实，专业设置更为全面，实力颇为雄厚。改革开放以后，武汉大学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1999年，世界权威期刊《Science》将武汉大学列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2000年，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揭开了学校改革发展的崭新一页。新世纪以来，武汉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推行高等教育体系改革，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学校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如今，武汉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是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2019年，学校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257位。

 

 

民国时期的老照片—武汉大学

 

现行的武汉大学校徽为1993年庆祝百年校庆时所设计。武汉大学的校徽图式为圆形，上方为武汉大学的英文校名，呈弧形状，表达了学校国际化办学理念和成为国际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与价值追求。居中为武汉大学优秀历史建筑之一的狮子山图书馆造型，表达了学校独有的地标特征和文化内涵。中间下书的阿拉伯数字“1893”，表明了武汉大学的建校历史。下书“武汉大学”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由毛泽东同志题写。武汉大学校庆日为11月29日，其源于1893年11月29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向光绪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并获得批准之日，自强学堂遂由此创办。

 

中西合璧的武大建筑

武汉大学占地近5000亩，建筑面积达200多万平方米，共有四个校区。其中，文理学部所在的校区是武汉大学的老校区，也是主体校区。校区内拥有众多民国时期历史优秀建筑群，其中15处被列为国务院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东湖风景区游览景点。2016年9月，武汉大学优秀历史建筑群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鸟瞰武汉大学

 

如果仔细查看武汉大学校园鸟瞰图，可以发现置于建筑群中间的是狮子山建筑群，两侧半包围的建筑屹立至今。最左侧包围的建筑是老外文楼，最右侧包围的建筑是数学与统计学院。前面的建筑从左到右依次是学生宿舍和宇字斋、地字斋等，整个建筑群的布局，主要参照中式轴对称形制分列。学校整体规划依山就势，以狮子山图书馆为整个校园的制高点，将各个学院、工厂、宿舍以及农场等建筑物，依照各自的性质、功能以及武汉的风向气候等，采取“三点、放射状”布局。校园建筑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古典建筑特征有机融合，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形式最后设计出了融贯东西、中西合璧的武汉大学早期建筑。

武汉大学优秀历史建筑大多兴建于1928年。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并邀请著名林学家叶雅各先生对校址进行踏勘。叶雅各先生认为武昌郊区东湖之滨、罗家山一带风景秀丽，适合办大学。李四光先生前往考察后认为，这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并亲自测定校址范围。正如首任校长王世杰先生后来回忆道：“珞珈山一带优点有三：一为风景优美，有山有水；二是当地农田有限，不致占去很多耕地；三是在此建校，启发文化，为天下先，对武汉居民特别有利。”经过多方论证，最终选取东湖之滨的珞珈山一带作为新校址，珞珈山校区因此而建。

为了修建珞珈山校区，李四光及叶雅各亲赴上海，聘请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美国建筑师开尔斯（F. H. Kales）先生来负责校园总体规划布局和建筑单体设计。开尔斯结合中国传统园林布局思想和山势规划，决定营造中西结合的现代大学校园。整个校园耗时7年建设完工，一期工程（1929年3月—1932年1月），主体有文学院、理学院、运动场、国立武汉大学牌楼等共13项，耗资共150万银元（因通货膨胀，实际耗资170万银元），中央政府与湖北省政府各支持75万银元，李宗仁拨款20万银元；二期工程（1932年2月—1937年7月），主体有图书馆、体育馆、珞珈山水塔、法学院、理学院（扩建）、工学院、农学院（未竣工）等共17项。在二期工程建设中，中央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又各支持75万银元。余下部分，由委员们通过各种渠道筹得，如汉口市政府、湖南省政府、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捐资等，总计400万银元；三期工程有医学院、大礼堂，均因经费短缺而未建。

1932年1月，一期工程竣工；3月，国立武汉大学由武昌东厂口正式迁入珞珈山新校舍。在5月26日举行的新校舍落成典礼上，蔡元培盛赞武大在短时间内有长足的发展，还赞誉珞珈山新校舍工程设计新颖，是国内最漂亮的大学建筑。建成后的校园，建筑群整体上遵循“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中国传统原则，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群古朴典雅、巍峨壮观，冬季阳光充足，夏季南风吹拂，配合湖光山色的美景，堪称“近现代中国大学校园建筑的佳作与典范”。

 

狮子山图书馆

 

 

狮子山图书馆

 

在武汉大学的众多建筑中，位于狮子山的武汉大学图书馆格外醒目。它不仅是武汉大学的地标建筑，同时也入选为武汉市十大地标建筑之一，更是武汉大学的精神象征。图书馆背对东湖，南向珞珈山。图书馆的东、西两翼为文学院、法学院，相对矗立，堪称一对姊妹楼。文学院屋顶采用翘角，寓意文采飞扬；法学院四角飞檐平缓，显得端庄稳重，寓意法理正直、执法如山。俯瞰图书馆，大楼整体外观为中国传统殿堂式，主楼顶部为八角歇山顶，周围附楼为歇山顶，外部装饰极具中国传统特色，完整展现了中国宫殿式建筑的威武庄严。

 

老斋舍

 

 

老斋舍

 

老斋舍是武汉大学最早的学生宿舍，如今依旧作为学生宿舍在使用。老斋舍建于1930年，从这里走出了74位两院院士。整栋建筑与狮子山连在了一起，建筑师顺应山体的自然地势变化巧妙地进行设计建造。建筑的东西方向有50个开间，总长近200米，沿山坡等高线建造了不同楼层的建筑，共有三排，一排比一排高，形成了高低错落的两重内天井的院子。如果从远处眺望老斋舍，确实颇有一点布达拉宫的气势。老斋舍最有趣味的是斋名，是按照“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久、辰宿列张”的序列来为16个宿舍门洞命名的，如“天斋室”“地斋室”等。

 

工学大楼

 

 

工学大楼

 

工学大楼座落于武汉大学珞珈山北麓，大楼正面（北面）与理学院相望，融欧式建筑风格与中国古典建筑特色于一体。新中国建立后，武汉大学对内部院校进行调整，工学院被撤销，工学大楼也就作为办公大楼在使用，一直延续至今。工学院主楼的四角各有一个配楼，四楼相望，均为矩形平面，内有内廊，单檐歇山式屋顶，并盖有孔雀蓝琉璃瓦。中心建筑物即为主楼，以主楼为中心构成对称体的建筑均可视为配楼，是为“主从有序”，由此形成众星拱月之势。整个大楼的屋顶设计也别出心裁，下檐采用孔雀蓝琉璃瓦，屋顶采用透明玻璃作屋面，再用四个反扣的橘黄色陶缶叠成宝塔状，形成四角重檐尖顶的收束；方圆结合，红白蓝三色相间，形成中外少有的屋顶形式。

 

校门牌坊

 

 

武汉大学校门

 

 

 建于1937年的武汉大学老牌坊遭搅拌车撞击后受损

 

校门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武汉大学的校门牌坊最早可追溯至清末，当时张之洞将“自强学堂”易名“方言学堂”时，就曾在校门前矗立有牌坊，但已无照片佐证。1931年，国民政府在武昌街道口劝业场处修建有木制结构的老牌坊，不幸的是，翌年发生的一场龙卷风使牌坊尽毁。1937年，学校在原址上重修校门牌坊，也就是前文所提及的被撞毁的石牌坊，这也是武汉大学留存至今的唯一一座民国校门牌坊。这个校门牌坊由缪恩钊、沈中清设计，是四柱三间单檐歇山式钢筋混凝土牌坊，琉璃瓦顶，略施斗拱，油漆彩绘，古朴大方。四根八棱圆柱，寓意喜迎来自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正面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由时任武汉大学数学系教授的萧君绛所题，背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则由中文系教授刘赜书写，表达了学校办学的学科规模。柱头上的云纹，代表着高等学府的深邃和高尚，氤氲着浓厚的文化气息。上覆孔雀蓝琉璃瓦，简洁典雅，超凡脱俗。

 

名师云集的武大英杰

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学家，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回眸武汉大学过往岁月，筚路蓝缕，励精图治，珞珈山上风云际会，周恩来、董必武、陈潭秋、罗荣桓等都在此指点江山；辜鸿铭、竺可桢、李四光、闻一多、郁达夫、叶圣陶等亦在此激扬文字，真可谓“名师荟萃，英才云集”。

谈及民国时期的武大名师，就不得不说到学校的历任校长。1928年7月，国立武汉大学筹建之初，“大学院聘刘树杞、王星拱、李四光、周览、麦焕章、黄建中、曾昭安、任凯南诸氏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以后陆续承担学校创建工作的还有石瑛、王世杰、叶雅各等人。1928年至1949年的20多年间，国立武汉大学迎来了五任校长，除刘树杞、刘秉麟两位属短期过渡外，任职时间较长的王世杰、王星拱、周览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来自北京大学；此外，历任校长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敦请优师”作为办好一所大学的先决条件。经著名教育学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举荐，不少学界青年翘楚也纷纷来到武大任教。譬如，李四光曾任北大地质系教授；王世杰、周览、燕树棠、皮宗石曾任北大法律系教授；石瑛、王星拱曾任北大化学系教授；丁燮林曾任北大物理系教授；陈源曾任北大英文系教授等。他们先后离开北京大学，赴武汉大学任教，奠定了国立武汉大学发展的坚实基础。抗日战争期间，国立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以避兵燹。在西迁岁月中，王星拱校长聘请著名学者朱光潜出任教务长，聘请辛亥义士赵师梅出任训导长。他还殚精竭虑，抱病奔波，广揽人才，徐贤恭、邬保良、黄叔寅、钟兴厚、叶圣陶、唐长孺、高尚荫、桂质廷等名师即延聘于乐山时期，学校的学术地位在逆境中反呈蒸蒸日上之势。抗战胜利以后，周览担任校长，他延聘留美学者50多人。1946年到1948年间，国立武汉大学教授人数由102人增加到134人，教员总数由198人增加到297人。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武汉大学更是精英辈出、人才济济，走出了一批杰出校友，如法学家端木正、实业家黄彰任、化学家王佛松、经济学家刘诗白、科学家刘西尧、医学家童朝晖以及授予“上将军衔”的刘亚洲上将和小米创始人雷军等。他们活跃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不仅是武汉大学的骄傲，同样也是中国人的榜样和楷模。截至2019年，武汉大学有专任教师3770余人，其中正副教授2890余人，有1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7位中国工程院院士、3位欧亚科学院院士、9位人文社科资深教授、22人次“973项目”（含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6位“863项目”计划领域专家、4个国家创新研究群体、65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5位国家级教学名师、23位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武汉大学的学科综合实力在国内高校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在2017年教育部举行的学科评估排名中，武汉大学有19个A类科目，其中4个学科被评估为A+，分别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地球物理学、测绘科学与技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4个学科被评估为A，分别为法学、生物学、软件工程、公共管理；11个学科被评估为A-，分别为哲学、理论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水利工程、工商管理；在ESI学科的世界排名中，武汉大学有11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行列。

武汉大学的科研实力也颇为雄厚，成果丰硕，现有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2个2011协同创新中心、2个国家高端智库、2个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共享平台、9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5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还拥有7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0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10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和1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等。除此之外，武汉大学每年定期出版国内外学术期刊多达36种，各类各层次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更是走在全国高校前列。

可以说，武汉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把自身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武大人弦歌不辍、赓续文脉；在改革开放激流勇进的时代，武大人学以报国、追求卓越、锐意创新。这些都激励着今天的武大人，秉承家国情怀、立鸿鹄之志，勇做新时代的奋进者与开拓者。（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