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的丝绸、瓷器、陶器、茶叶等珍贵产品，除通过横贯大陆的陆上交通线路大量输往中亚、西亚和非洲、欧洲之外，也通过海上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因此，人们习惯于将这些陆上与海上的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其中海上的称“海上丝绸之路”，陆上的称“陆上丝绸之路”。而沿这些丝绸之路所传播和衍生的文化则被称为“丝路文化”。

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与水运和海洋有关，与依水而居的人类的科技发明密不可分。我国水运的形成和发展，当始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及相互联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丝路文化缘此而生

人类历史按生产工具的性质被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代又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人多以游居采集为生，而新石器时代的人已经能够从事生产了。就已发现的古遗址来看，多近于江河湖泊。浙江河姆渡就发现了7000年前的木桨，并伴随出土大量鱼骨；陕西宝鸡出土的舟形壶上还绘有渔网；浙江钱山漾发现了木桨、鱼篓；甘肃洮河流域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墓葬中曾经发现过海贝，而洮河流域并不产贝，显然是来自悬远之处。人类的繁衍生存离不开水，除饮用外就是用于航运了。一苇可航自比徒步翻山越岭更易，这就是为什么古人类文化遗址总是在河流沿岸和近水地方的缘故。

舟船是人类的伟大发明，但由于历史发展和自然条件的制约，舟船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时间不尽相同，但大都是在新石器时代。制造舟船必须要有相应的工具。历史证明：劳动工具越先进，制造出来的船舶型体和性能也就越大越强。也就是说船舶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行船离不开水，我国是一个江河湖海兼备的国家，自古水运条件优越。在距今11000年到7500年前，当地质历史进入第四纪全新世时，由于地球在冰期后的气候变暖，海平面回升，海水西浸数百千米。后来随着黄河、长江等河流东向的泥沙冲积，海岸线又逐渐东移。人类的水运就是在这一水域环境中发生和发展的。丝路文化也就缘此而生。

 

木桨和独木舟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7000年前的木桨

 

1977年，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村出土了5支木桨。其中：一支残长62.4厘米，残宽10.8厘米；另一支残长92厘米，残宽9厘米。经测定同层（第四层）木炭，5支木桨年代距今为6960±90年，属于母系氏族社会遗物。伴出的还有近百种动植物和带有榫卯及企口板结构的房屋建筑所用的木料遗存，还有炭化稻粒。这证明渔猎和采集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辅助作用。河姆渡遗址位于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平原。姚江从遗址的西南部流过，南为四明山，与河姆渡隔江相望。遗址海拔3、4米，在古代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木桨的桨叶与桨柄结合处，阴刻有弦纹和斜线纹图饰。由此推断：如此精工雕刻的木桨，决非最原始的。原始木桨的出现，应当会更早，可能在8000年前左右。无独有偶，2003年，在杭州萧山竟真的出土了8000年前的独木舟。这当然是一个更为惊人的发现！这意味着，中国水运历史要从7000年前提前到8000年前。

 

舟楫把人类带到了远方

在没有舟船之前，人们只能在水边捕鱼，有了舟船便可以驶进深水中渔猎。尽管至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独木舟还较少，但却出土了许多舟形陶器。陕西宝鸡发现了一件彩陶壶，其形如船，上面绘有展开的渔网纹，这当是古人以船涉水渔猎的有力物证。能将一件生活用品升华为艺术品，足见古人对舟船的一往情深。母系氏族社会，渔猎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生活方式。山东胶州又出土了距今5000年前、产于远海的蓝点马鲛和鳓鱼等骨骼及鱼鳞。辽宁丹东市马家店镇后洼滨海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出土有仿舟陶器，时间为距今6000年前。1976年，在大连沿海的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仿舟陶器，平底艏部突起尾部齐平，首尾微翘，两舷成弧形。同时伴出的有骨鱼钩、骨鱼叉、重达2千克的石网坠及大量的鱼骨和鲸鱼的第一颈椎骨，年代距今5000年左右。此前，在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吴家村出土了杯底舟形器。在依河面海的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考古学者也发现鲸鱼和鲨鱼骨及喜欢滨海生活的鲻鱼、裸顶鲷的遗骸。著名的太平洋黑潮暖流进入东海后，便分成了两大支流，其中一支就是台湾暖流，它在舟山群岛附近与长江径流所形成的岸流交汇，这便是著名的舟山渔场。那里离河姆渡并不遥远，遗址出土的海鱼骨骸就有可能来自浩瀚的舟山海域。1976年，在试掘的舟山本岛十字路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果然就出土了大量具有河姆渡第二文化层类型特征的陶器。凡此均已证明：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开始进入远洋深海从事渔猎。

新石器时代，长江上游江水流经的路线与今天大体相似。大溪文化遗址即分布在上游南岸。中游两岸也有屈家岭等文化遗址的发现。今武昌、汉阳等地也发现了数千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这说明当时长江两岸的人群十分密集。1973年，湖北宜都红花套出土了距今5600多年的陶船，表明巴人先祖在那里定居过。该船可能是方艏、方艉平底式独木舟的仿制品。战国末年的史学著作《世本》就记有巴人廪君种驾土船败定君长的故事，足见巴人对水运的依赖和重视。

距今五六千年前，长江下游的氏族部落已开始从事农耕并普遍使用舟楫进行渔猎活动。玉、石、木、竹等手工业也发展了起来。太湖形成后，由于有那么多河流交汇自然给时人开辟了新的渔猎水域。距今4700余年的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了一只青枫木木桨，翼叶呈长条形，长96.5厘米，宽19厘米；柄长87厘米，翼长柄短，与今天的桨相比，桨肩显得平直，显然系独木舟所用。这种木桨在杭州水田畈等地的新石器晚期遗址中也有所发现，与河姆渡遗址早期的木桨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同时伴出的还有鱼篓、石网坠等捕鱼器物，这显然是当年人们从事渔猎活动的遗存。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等地的良渚居民，已乘坐渔船到遥远的水域捕捞。舟楫之便，不仅扩大了渔猎空间，而且也促成了同邻族部落之间的交流。

 

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相互浸润

1991年2月，在泉州举行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讨论会上，根据各国学者提供的最新考古报告证明：中国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海上航行，与地中海国家一样，中国也是世界海洋文化的发祥地。当然，这仅仅是以海上航行为标志来认识海洋文化起源的。其实，海洋文化产生的根本条件，是源于人和水的接触。在没有舟楫之前，傍河面海的山顶洞人、大汶口人、河姆渡人，在渔猎劳动中就已经创造了海洋文化。这是因为从山顶洞人的文化遗物中，发现有“穿孔的海蚶壳三个，孔是在石头上磨出的，长期佩带，边缘已磨得很光滑，只有一部分还保留着原来的锯齿状”。尽管这些器物是如此的原始粗糙，但毕竟是当时人们有意制作的海洋工艺品，是人类劳动与智慧的结晶。

位于渤海的山东长岛，更是海洋文化的摇篮。这里出土了从旧石器到铁器时代一系列的文化遗存。其中，仅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有33处。在黑山北庄遗址中发现了两座四五十人的合葬墓，有一座居然是以海螺铺身，显然为古代的海洋葬俗。出土的彩陶以红衣黑彩的波浪形纹为主，也与水居有关，更有大量的贝壳和鱼骨。凡此，无不反映出当时具有显著海洋文化特征的母系氏族社会渔猎活动的情况。

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彼此浸润。陆上的火与石斧创造出了水上的舟船。同样，航海活动与水运也推动了天文技术以及力学、材料力学、动力学等一系列相关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并进而确立了新的科学与技术体系。独木舟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体现了一个时代生产力的发展能力和整个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出现，为人类文明开辟了一个崭新纪元，人类从此进入了水陆文化交融的文明时代。中华文明就是由大陆和海洋两种文化融合而成的。

 

航路的开辟与文化传播

只要有水流经过，人类就会逐水漂航。古埃及的尼罗河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及古代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文明，莫不缘此而生。同样，在海洋上，只要有海岛（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人们就会乘舟船逐岛而去，从而建立起陆海之间的文化交往。古代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被一步步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考古发现表明，远在新石器中晚期，距今六七千年之前，我国沿海北起丹东，经旅顺、长岛、烟台，南到苏北的海上航线，已经分段沟通。

 

 

距今7000年最早的船型

 

考古发现又表明，海洋文化也是通过远古接力式交流而逐步传播的。河南仰韶村彩陶遗址和甘肃仰韶文化的墓葬中，都出土有作为装饰品用的海贝。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早期原始氏族村落遗址中，也有贝饰的发现。这些内陆发掘出的贝，当然是通过辗转交流而来的。

考古发现还表明，距今6600年前和4500年前，源于山东半岛的大汶口人和龙山人，就先后漂洋过海到达太平洋东部和美洲北部。

我国古代的部落大多都沿江河流域或是沿海而居，大多为航海民族。1959年，在山东的大汶口镇，发现了距今6600年前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其加工的石器比中原的仰韶文化石器制作更为精细，尤以玉铲和象牙筒为最。典型器物有石斧、石锛、石凿等木加工工具，这些都是用来加工独木舟的。历时两千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正值传说中的伏羲和黄帝时代。《物原》说：“伏羲氏始乘桴。”从距今5000年前辽东半岛小珠山二期文化的陶器中发现了并无演变迹象的鬶、鼎、钵等新器物来看，说明当时的大汶口人已越过波浪滔天的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

1928年，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同样也发掘出了独木舟专用的加工工具—偏刃石刀、矩形石斧和偏刃石锛。《山海经》中的“大人之国，坐而削舡（船）”当为东夷人造舟情状的描述。

以上考古发现及所有新石器时期的相关器物，随着人类对古代文物的不断发掘，在环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沿岸及美洲地区都先后有所发现。比如在朝鲜、日本、太平洋东岸和北美洲阿拉斯加等地，发现了龙山文化中的典型器物：有孔石斧、有孔石刀和黑质陶器。而且在北太平洋关岛、夏威夷群岛上发现的古人遗骨，与山东半岛上的大汶口人的遗骨是一致的，不仅颅骨枕部畸形相同，平均身高相仿—1.72米，而且都留有拔牙习俗的遗迹，所用的石器也是一样的。

不仅如此，据考古界报道，源于中国浙江的新石器时代的有段石锛，在菲律宾、苏拉威西和婆罗洲、夏威夷群岛、库克群岛、塔希提岛、新西兰、复活节岛等地，甚至南美洲的厄瓜多尔都有发现。在其以后的岩棺葬以及双身船（舫舟）、断发文身、铜鼓纹饰等习俗和文物，也在太平洋各岛上都有发现。

德国考古学家、民族学家海尼·格尔顿根据有段石锛源于中国这一史实指出，大洋洲的文化源于中国，而且当地人是在新石器时期从中国东南沿海漂洋过海迁徙去的。他的这一论断，已经被考古、语言学等研究所广泛证实。百越人（先秦古籍对南方沿海一带诸族的泛称）东航太平洋是趁着两股海流而实现的。其一是黑潮海流，此线路是从山东半岛，穿过渤海到朝鲜半岛南端，而后顺环流漂航到日本，进入北太平洋向东漂去，直达北美洲西岸。此海流流速为每日20～25海里。在这一海流沿线附近都发现了上述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其二是沿着赤道逆流。此流在北纬3～10度之间，长年向东流，在东经180度处与赤道洋流相遇后分成两支，一股东流，一股则南下，成为澳大利亚洋流，而后转向东流，成为新西兰洋流。与南太平洋西风漂流会合后，径直往东到南美洲的秘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发动有关国家专家，组成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进行考察。2003年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海上七千年》深入研究和介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和发展。书中指出：“海上丝绸之路”远比“陆上丝绸之路”持续的时间更长，规模更大。从最早通往朝鲜的蚕丝海运，直到鸦片战争，至少延续了2500年之久；通达的范围也更广。从先后开辟的各条航路看，已经航达亚、非、欧、美各洲，并且都已不是辗转次第而是直达。

两汉时期已经形成了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首先开辟了通向印度的航线，而且摆脱印度次大陆的中转，实现了与罗马帝国的直通。这使得226年大秦(罗马帝国)的商人秦论从海上顺利到达了东吴。秦论是截至目前发现的在我国史籍中记载的第一位可考的外国商人，正是从海上到达中国的。东晋和南朝时，由于与北方政权对立，对外陆路交通受阻，朝廷下令加强了对江南水路的开发，更加重视海上的对外交通和贸易。其中，南北海道便是经中国南海和广西进入印度洋的贸易通道。东海道是中国通往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海上通道。

 

 

郑和水上贸易场景故事浮雕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中国发明的指南针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促成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哥伦布率领三艘帆船，其旗舰“圣玛利亚”号长29米，满载排水量233吨，载重百多吨，船队水手120人。而在此87年前，中国航海家郑和已经实现最大规模的远航。自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率船队七下西洋，访问30多个国家和地区。马欢所著《瀛涯胜览》记载，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船队人员达27550人。船队已综合运用物标导航、罗经指南、天文定位、计程计速等航海技术，定量航行达到新的水平。郑和船队为航海家达·伽马从大西洋横渡印度洋创造了条件。1497年7月8日，达·伽马率领四艘海船从葡萄牙启航，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完成的从西欧绕非洲到东方的航行，开创了东西方间最短的海上航路。而达·伽马到达非洲东岸后，在马林迪找到阿拉伯水手艾哈迈德·伊本·马季德领航，也正是沿着当年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到达东方的。凡此，莫不是在古代中国丝路文化与科技的传播之后才得以实现的。

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每次都到印尼群岛，足迹遍及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地，留下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许多传诵至今。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也对郑和船队七次远洋壮举给予高度评价：“应当指出，中国人从不曾抢劫和杀戮，这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欧洲人不同。”（李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