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袭来，“最美逆行者”的背影给无数中国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记。在负重前行、奔赴战疫一线的逆行者中，有一群被网友们亲切称为“四大天团”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就是来自驰名中外、享誉华夏的四大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即北京协和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这四所医院与历史上的四大医学院紧紧相连，即人们所熟知的“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四所百年医学名校见证了近代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历程，在彼时荒芜的中国西医土壤上撒下了种子，其中不少校友成长为中国医学领域卓越的领军人物，是中国医学界一衣带水的源头所在。仰望“四大医学名校”的历史天空，名医大师灿若星辰，传奇故事百谈不厌。正唯如此，让我们透过尘封往事，去探寻医者仁心背后的感人故事。

 

一部协和史，半部中国医学史

当您漫步于北京王府井闹市时，想必会发现一处曲径通幽、绿树成荫的古代宫廷建筑群，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校址。常言道“一部协和史，半部中国医学史”，协和医学院见证了近代中国西医教育发展的历程，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谈及“北协和”的前世今生，就不得不提及豫王府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

 

 

北京协和医院建筑局部

 

1904年，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在纽约州创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当时称之为公共教育基金会，其宗旨就在于谋求民众教育、健康、慈善等社会福祉。不久，基金会建立了国际卫生部，旨在从事全人类的公共卫生预防研究与教育工作。他们很快就把目光聚焦到灾难深重的中国，并先后三次组团来华实地考察，其考察团成员都是美国顶尖的医学教育专家，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先生、洛氏医学研究所所长阿·富列斯内等。经过一番细致调研，基金会认为西医教育在中国大有可为，决定在北京成立一所高标准、高水平的，集医、教、研于一体的医学院。

事实上，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西医诊疗机构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清嘉庆、道光年间，但培养西医专业人才的医学院却寥寥无几。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发生后，西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1906年，英国伦敦宣教会甚感中国西医教育与医学力量过于分散，于是广泛号召美国长老会、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等在华教会，决定成立华北教育联合会，并选址北京医院作为教会第一家联合的医学院校址。当时，英国传教士托马斯·科克仁只身来华创办北京协和医学堂，即协和医学院的前身。之所以取名“协和”，原意出自英文“Union”一词，即联合、协和之意。协和医学堂不仅是一所医学院，也是一家具有门诊功能的西医医院。据说，李莲英是协和医学堂的常客，不管大小疾病，他都愿意在此问诊，但由于慈禧太后离不开李莲英，所以每次他只能来去匆匆。正是通过李莲英的居中介绍，协和医学堂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认可，并获得了首笔捐款。之后，李莲英也给协和医学堂捐赠了1600英镑，用于购置相关器械设备。缘于此，协和医学堂成为当时中国政府承认的一所教会教育机构，其外国教员共计14人。协和医学堂落成典礼时，英、美大使均到场出席并致辞。

 

 

洛克菲勒基金会成员到中国考察

 

1915年6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了协和医学堂，并重新寻觅校址。经过多方调研，最终用重金购得位于王府井的豫王府官邸，添作新校址。由此，北京协和医学院在京创建。据美国报刊记载，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打造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协和医院，在长达近半个世纪内，总计投资近4800万美元，这是该基金会在海外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慈善援助项目。因为洛克菲勒靠石油起家，于是民间打趣地将豫王府称为“油王府”。

北京协和医学院自创立之初，就以培养杰出的医学人才为己任，立志成为全亚洲一流的医学院，与世界最高标准的医学院相媲美。为了更好地促进教育与实践相结合，1917年9月，基金会协助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办医学预科，并组建附属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作为临床实践医院。在当时，医学院的学生迈出几步就可以到医院临床实践，医院的大夫遇到疑难杂症可以送到医学院进行分析研究，这种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发展模式，与其他医学院迥异有别，首开中国医学教育风气之先。1921年9月，协和医学院举办了隆重的开学庆典活动。整个庆典活动持续一周，当时的中国政要和美国政府要员都前来致辞庆贺。参加此次庆典及学术活动的医学家多达280名，邀请的都是欧美的著名学者。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持续资助下，1921年时协和医学院内的建筑共有14座楼，雕梁画栋、气度非凡。各种室内配件多从美国运来，整体建筑质量达到当时世界最高级别。原经费预算为100万～150万美元，实际耗资则达750万美元。协和还建有独立的动力设备和机械设备，包括发电厂、高压锅炉房、制冰厂、煤气厂、汽车房、洗衣房、缝纫室、印字室、电话房、机修厂、电工厂和制图室等。

 

 

小洛克菲勒(前排穿黑西装者)与筹建协和医学院的同事们

 

在人才培养方面，北京协和医学院首任校长富兰克林·麦克林参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以英、美医学教育方式为主，注重精英化教学。协和医学院在专业训练方面十分严格，主要采取八年制的医学教育形式。在当时，欲上协和者，须得先入燕京大学医预科念三年，中文、英文、生物、化学等学科都必须修满规定学时。预科结束后，还要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才能决定是否进入协和本部。就算进入协和学习，在结束前两年学习后，还会再淘汰一批学生。严格的要求、残酷的淘汰制，让“协和人”常年板着一张紧张苍白的面孔，被当时的人戏谑为“协和脸”。据记载，1924年协和医学院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入学时招收的是9人，毕业时只剩下3人。1924—1943年的20年间，协和医学院总共毕业了311人，平均每届15.5人，数量少得“可怜”。以致“老协和”内部流传一种说法，即一门不及格必须补考、两门不及格要留级、三门不及格就要扫地出门。在近100 年内，协和医学院八年制临床博士毕业生不超过3000人。除了严苛的专业训练外，学院对学生的人文素养也颇为重视。协和医学院设有中文部，机构不大，权威却不小，十分注重人文情怀熏陶。难怪有不少学者指出，协和医学院的学生都是被“熏”出来的，指的就是注重素质培养与文化熏陶，注重将知识转化为技能，注重医德医风与良好的个人习惯养成相结合，这种“熏”帮助学生逐步走上大师之路。正因如此，协和医学院培养出林巧稚、曾宪九、吴阶平、诸福棠等一批医学大家，在中国建立起了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体系。这些中国现代医学精英日后在全国各地创办了大批医院，为中国现代医学发展打下了基础。

协和医学院的病案室作为教学实践的案例宝库，可谓是声名远扬，其中就有一例与冯玉祥将军相关。1923年3月5日，担任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因腹股沟疝气进入协和医院诊疗，并准备第二天9 点做疝气修补手术。这是一个小手术，即使未毕业的实习医生，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也能完成，唯需注意的就是局部麻醉。冯玉祥自恃军人，坚决不用麻药，成为协和医学院首位不打麻药的病人。尽管勇气可嘉，但确实疼痛难挨。于是，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午后三点，不能成寐，医者施以吗啡针，始安睡。次日，术后发烧，有看护拭体、擦面、擦手降温，中午因切口疼痛，难以入睡，又打吗啡止痛。”在手术后的第八天，冯玉祥躺在病床上，用电话检查高级军官训练班上课情况，查出值日旅长宋哲元迟到。他竟然不顾医生劝阻，立刻要求医院用担架将其抬回南苑检阅署，并痛打宋哲元40军棍，通令全军。此事，在协和医学院院史上被传为佳话，冯玉祥的病历也留存至今。

除了坐诊问学之外，协和医学院还走进平民之中。1921年，兰安生来到协和医学院创办了公共卫生学。他经常带领协和的学生走街串巷，来到胡同里弄给社区居民和底层民众问诊，并在京郊农村建立卫生实验区。1932 年，先后从协和和哈佛毕业的陈志潜，更是只身前往河北定县农村，参加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开创的乡村建设，当起了“赤脚医生”，摸索出一套农村卫生保健体系。在科研方面，北京协和医学院探索出我国早期的临床医学教育、高等护理教育、住院医师培训以及公共卫生教育等体系，并取得了“蛋白质变性学说”“黑热病研究”等一系列重要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协和医学院一度改名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等。2007年5月18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正式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同时为了加强校际合作办学，又加设了“清华大学医学部”的名称。现今，北京协和医学院是国家卫健委直属的唯一一所医科重点大学，是国家首批“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国家首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其临床医学研究在国内甚至全世界都占据一席之地。协和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学术和人员往来。2011年10月29日，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携夫人及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北京办公室负责人等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参观访问。基金会主席表示，希望协和与基金会继续在科研、医疗服务、人员交流等多个领域开展更为广泛的合作，双方的友谊与合作延绵百年，惠及中美两国人民。

 

近代中国第一所中外合办的医学院：湘雅医学院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美国雅礼协会医师爱德华·胡美在湖南长沙率先创办西医医院，始称雅礼医院。1914年7月21日，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协会正式签订合作创办医学教育的“十年协定”，双方联合在长沙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后更名为湘雅医学院）。根据这个协定，湖南、雅礼会分别贡献了“湘”“雅”两个汉字，遂定名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不久，学校又建设了医院、护士学校及实验室，以“治疗疾病，授予学生以护理疾病的技术、学识及研究疾病发生的原因”。1915年，雅礼医院成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附设医院，随即改名湘雅医院。1921年，中华博医会医学标准委员会对全国医学院校进行审查，有7所质量合格，其中长沙湘雅、北京协和等均排在前列，从此“南湘雅”的美名蜚声海内外。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湘雅的扬名传世还与近代湖南名将谭延闿有关。谭延闿，湖南茶陵人，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清末之际，谭延闿成为湖南立宪派的领袖，并出任湖南省咨议局议长一职。辛亥革命以后，谭延闿出任湖南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湖南省都督。据传，辛亥革命后不久，担任湖南都督的谭延闿罹患了来势凶猛、持续高烧的疾病，曾请城内各大著名老中医诊治，但高烧总是不退。直到高热后期，其家人受朋友指点，请当时主持雅礼院务的颜福庆医师上门诊治。颜医师问清病史后，诊断为大叶性肺炎，随即施药，对症治疗，高烧即退。从此，谭延闿对现代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委派专人与雅礼协会商讨现代医学教育合作。于是有了前文所述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创办。

 

 

谭延闿

 

在湖南地方名仕的大力支持下，湘雅医学院很快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作为中国第一所中外合办的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培养了众多名医，并造福三湘百姓。1917年，湘雅医院大楼建成，这在当时是中国最华丽的医院大楼，如今也是国内保存最完整、体量最大、最具特色的现代医院建筑，俗称“湘雅红楼”。

湘雅的教育模式与协和颇有相似之处，特别注重精英化的育才理念。据记载，湘雅医学院第一届招收的学生仅有30名，1921年毕业时只剩下10人，其中一位就是汤飞凡。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鉴于战争期间瘟疫猖獗，以重建中央防疫处为当务之急，能当此重任者非汤飞凡莫属。本来已经被研究机构安排前往英国的汤飞凡辞去职务，携家眷返乡，毅然报效祖国。当时，为前方提供青霉素成为防疫处最迫切的任务。1947年，汤飞凡利用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捐赠的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建立起中国第一个青霉素生产厂，生产出堪比进口产品的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战乱年代，青霉素的量产不知救活了多少前线将士，中央防疫处自此一举名扬天下。1949年10月，东北地区发生鼠疫，国内没有疫苗，只能从苏联进口，但供不应求，汤飞凡花两个月时间研制出疫苗，从此疫苗充足，救活性命无数。

 

 

张孝骞

 

另一位湘雅名人是我国西医学先驱、著名临床医学家张孝骞。张孝骞，号慎斋，湖南长沙人。1914年，即将中学毕业的张孝骞想报考工业院校，却因家境窘迫，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就在这年冬天，湘雅医学院开始对外招生，学制七年。该校董事长彭国钧就是当年长郡中学的校长，他了解了张孝骞的情况后，动员张孝骞报考湘雅医学院，张孝骞不负众望，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湘雅医学院的第一批学生。当时他还没完成全部高中学业，校长破格同意他先到湘雅读大学，并要他自学完成高中学业，再回长郡参加高中毕业考试。这样，张孝骞成为跨湘雅、长郡两所学校的学生。

在湘雅求学期间，张孝骞深受胡美博士的影响，并决定学习内科学。聪明勤奋的张孝骞不仅学业上进步很快，而且思想也渐趋成熟。他参加了五四运动的讲演和集会，在《新湖南》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爱国热忱跃然纸上。1921年，他从湘雅医学院毕业时，考试成绩和临床研究成绩均获第一，留校成为一名住院医师；同年，获美国医学博士学位。从此，张孝骞开始在医学这块肥沃的土壤上播种、耕耘、收获。翌年，他就被提升为助教和内科总住院医师，踏上了医学道路上的第二个阶梯。不久，北京协和医学院盛情邀请张孝骞北上赴京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情势危急。正在忧国忧民之际的张孝骞，接到了湘雅医学院院长的聘书，诚恳邀请他回母校担任教务长兼内科教授。张孝骞把协和、湘雅两份聘约捧在手上不断交换着，这将决定着自己的命运。当时，为了填补协和医学院在消化领域的空白，其重要的研究工作都交给张孝骞承担。同事们听闻后，纷纷劝说道：“你在消化系统方面的研究刚刚有了起色，这么一走，将会前功尽弃！”经过再三挽留，张孝骞决定在协和完成研究工作后，赴湘雅任教。时光荏苒，转眼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在即，情急之下，张孝骞携家眷不得不返回长沙，赴湘雅任教。但很快，日本帝国主义就将战火延烧至长沙，湘雅医学院也无法正常办学了。危难之际，张孝骞在众望所归之下，接手湘雅医学院校长一职。他上任后的首要政务，就是筹商学校西迁事宜。但当时，美国人反对搬迁，国民政府大员又纷纷西逃，无人管事。在他的四处奔走和呼吁下，终于在贵阳谋得了西迁校址。1938年10月11日，全校 40多吨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260多名学生、教职员工辗转一个星期，顺利到达目的地贵阳。在大后方的艰难之际，美国雅礼会的资助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中断。正在学校濒临关门的绝境时刻，张孝骞多方奔走呼吁，经过几番劝说，国民政府教育部最终同意将湘雅由私立改为国立，从而获得了国民政府的拨款，使湘雅在艰难之际得以延续办学。1946年夏，在他的指挥和带领下，湘雅回迁任务全部完成，正式在长沙复校。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因在医学界的卓越贡献，张孝骞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

2000年4月，湘雅医学院与中南大学合并，称为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是国家首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首批教育部、卫生部共建高校医学院，教育部和卫生部共建的十所部属综合性大学医学院之一，其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分子生物与遗传学、社会科学总论6个学科ESI（基本科学指标）排名居全球前1％。不久，中南大学附属湘雅医院改组完成。湘雅医院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皮肤科、骨科、呼吸内科、老年病学等专科的诊疗水平和科技影响力，也位居全国前列。

 

孔孟之乡的齐鲁医学院

齐鲁医学院是中国近代西医教育的源头之一，其历史源流最早可追溯至创办于1864年的登州文会馆。1883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医师聂会东夫妇到达登州，开展与文会馆相关的新医药工作及医学教育，齐鲁大学医科办学由此开端。1890年，聂会东奉调济南创建了华美医院（齐鲁医院的最早源头），1891年创办华美医院医校，每年招收五名学生，学制四年，成为济南首家西医诊所和分科最全的医院。同一时期，英国基督教浸礼会的武成献和巴德顺，也先后在青州和邹平设立了教会医院和医学堂，开始招收学生传授医学业务知识。1903年，美英教会决定将济南聂会东、青州武成献和邹平巴德顺所办的医校合并成立山东共合医道学堂，并延聘聂会东担任校长，学制四年。山东省第一所正规现代西医高等学校由此诞生，成为当时教会在华所办的四大医学堂之一，首届毕业生于1907年毕业。

1911年4月17日，山东共合医道学堂举行庆祝仪式，正式定址济南并更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这一天被齐鲁大学医学院定为建院纪念日。1917年，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济南主校园落成，中文名称改为基督教齐鲁大学。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随之更名为齐鲁大学医科，学制七年。1924年，齐鲁大学被加拿大政府批准立案，毕业生获得了加拿大政府承认的文凭与学位，医科毕业生被授予的是“医学博士”学位。多伦多大学承认齐鲁大学医科毕业生的学历和资格，学生可以免试入其研究院。

 

 

齐鲁医学部

 

20世纪30年代是齐鲁大学的全盛时期。当时的齐鲁大学号称“华北第一学府”，和燕京大学并称“南齐北燕”。学校医科实力最强，医科作为齐鲁大学的王牌专业，也是全国医学领域的佼佼者。当时，对医科生的考核并不以60分及格为标准，而是分为甲乙丙丁几个档次，甚至还将“医生风度”作为一项评分标准，考察医生实习期间为病人服务的能力，如此高标准的教学使很多学生中途即被淘汰，能顺利毕业者称得上是精英，由此在30年代中期形成了“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的声誉。

齐鲁大学在医学人才培养方面，十分强调兼容并蓄的理念。在强调精湛医学技能的同时，特别注重文理兼修的育人理念。当时，预科学生除了要学习医学知识之外，还要学习中文、心理学等课程。此外，齐鲁大学还创办了国学研究所，延请老舍、顾颉刚、钱穆等一大批国学名家任教，借此熏陶学生的人文素养。齐鲁大学医科始终与祖国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尤其是在抗战时期，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人物。譬如，齐鲁医院金茂岳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救护队第23医疗队，后为延安中央医院的妇产科主任。1941年前后，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曾先后为金茂岳题词。再如，1934年毕业后留校任齐鲁医院妇产科医师的魏一斋，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安徽巢县普仁医院工作。1938年春，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团体，在此期间，他帮助新四军一批伤病员免费住院治疗，后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1938年9月，他到达延安，历任中央卫生部直属卫生所医务主任，八路军医院医务主任，中央医院医务主任、院长。此外，还有齐鲁大学医科毕业生、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救护队第72医疗队队长朱伯寅，他于1938年8月4日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大队工作，专门负责救治重伤人员。朱伯寅每天都要做很多台手术，还要不分日夜地巡查伤员术后情况并作及时处理。由于朱伯寅工作认真负责，对伤员既细心又有爱心，得到伤病员的爱戴，1944年1月受到通令嘉奖。

不仅如此，还有一批在华医学专家也跻身到抗战的行列之中。1937年，英国浸礼会在鲁传教士、医学博士、曾任齐鲁医院代理院长的希荣德在周村复育医院工作。抗战爆发后，他立即投入救中国军队伤病员的工作之中。日军兵临周村城下，希荣德置生死于度外仍坚持在手术台上。1938年1月至2月间，希荣德和复育医院同仁为受伤官兵做了80多台手术。后日军占领医院驻地，把希荣德夫妇关进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苦役、饥饿、瘟疫、殴打、恐怖，伴随他们度过了900多个日日夜夜。据统计，1944年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齐鲁大学学生积极响应入伍号召，其中医科学生全体应征入伍，并发表“告全校同学书”。

与全国其他高校一样，抗日战争时期的齐鲁大学也面临迁校的问题。1937年七七事变后，战区大学纷纷内迁。10月，教育部建议齐鲁大学迁至西安以西约130千米的五公县。但是搬迁的话，将面临巨额费用，齐鲁大学的迁移计划没有成功。恰在此时，华西协合大学向齐鲁大学医科抛出橄榄枝，促使齐鲁大学医科师生千里迢迢来到华西坝。一时间，华西坝成为中华文化圣地，是抗战大后方的一个重要学术中心和对外进行学术文化交流的视窗，也是有名的长达9年的华西坝“五大学联合时期”，其中办学成绩最为卓著的便是华西协合大学、中央大学、齐鲁大学联合办医学教育、办联合医院，史称“三大学联合办医”。1941年，中央大学医学院在正府街建立成都公立医院后，决定退出联合医院这个组织。齐鲁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仍继续合作，改名为“华西、齐鲁大学联合医院”，由杨济灵任院长。抗战胜利后，内迁院校返回原址，联合医院才被取消。尽管当时条件很差、困难重重，但是在那段艰难岁月，形成了“华夏一家”的爱国主义和互助团结的精神。

除了可贵的爱国精神之外，齐鲁大学医科在为民服务方面也颇有建树。早在1919年，鲁中地区发生严重霍乱疫情之时，齐鲁大学医科组建医疗队深入疫区诊治，医疗队在一个佛教寺庙里设立了临时诊疗点。时任共合医院院长的聂会东因在拯救生命和控制疫情上做出的贡献，被北洋政府授予“仓廪”勋章。1921  年，于复新发明诊断梅毒新方法“环状沉淀试验”；1930年，尤家骏在国内率先做头颅浅部霉菌的分类和鉴别；1934年，侯宝璋编著中国第一部病理学专著《实用病理组织学》；1942年，郎健寰、孙鸿泉成功进行了国内首例全喉切除术，并开国内食管发音先河；1947年，赵常林在国内领先开展麦氏截骨术治疗骨颈骨折、用肌腱移位术治疗婴儿瘫后遗症。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齐鲁大学被撤销建制，但其医科被原址保留，并与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和山东省立医学院等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医学院。山东医学院新的篇章由此开启，为山东高等医学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譬如，1958年，山东医学院青年医师杨仁中创制了中国人工喉，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语言康复基地；1958年，山东医学院派出师资力量到济宁，支援济宁医士学校扩建为济宁医学院。20世纪70年代初期，山东医学院曾到泰安地区新泰县楼德镇办学，并于1974年建立了山东医学院楼德分院。1979年楼德分院迁址泰安，改名为山东医学院泰安分院，1981年更名为泰山医学院。1985年5月，原卫生部决定山东医学院更名为山东医科大学。2000年7月，山东医科大学并入新组建的山东大学，即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其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生物学、生物医学工程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口腔医学、药学、护理学8个一级学科设博士学位授权点。根据最新公布的ESI数据，现有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免疫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5个医学或医学相关学科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和贡献能力已经跨入世界前1％行列。

综观百余年来“齐鲁医学”的发展，可以从中感悟到，齐鲁医学根植于齐鲁文化沃土，积淀形成了“博施济众，广智求真”的人文气质和精神品格，培养出一大批杰出学子，为山东乃至全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华西坝下的医学名校

在中国的西南腹地，有着一所百年名校—华西协合大学。清末，英、美、加三国的五个基督教会决议在中国西部创办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高等学府，校址选择在成都。随即，教会团体经过多方考察，决定在城南购置土地，建筑校舍。这里土地平旷，北傍锦江，风景清雅，由于华西协合大学的兴建，便有了“华西坝”的称谓。1905年，英、美、加三国基督教会在川差会通过了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计划草案，各种筹办工作开始进行。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合大学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第一任校长是美国人毕启，华西协合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医学综合性大学，亦是中国现代高等医学教育的发端之一。

 

 

华西医学院教学楼

 

毕启担任校长期间，积极筹划学校各项事业发展。1912年，他聘请英国著名建筑师弗烈特·荣杜易设计校园。整个校园建筑融合了中西建筑风格，南北向的中轴线和东西向的大路相交为十字。尤其是采用中西合璧建筑理念修筑的华西钟楼，成为华西坝建筑群中最具代表的建筑形态，它蕴含着一种奇妙的冲突而和谐、对立而交融的美感，是中西文化在特定情境中交融的产物。此外，他在1913 年到1942 年的30年内，曾经15次往返于北美与亚洲之间，募集到了400万美元及大量办学物资。毕启除了向国外募集资金，还广泛游说国民政府高级官员注入资金办学。他先后结交过四川都督胡景伊、省长陈廷杰、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以及袁世凯。胡、陈二人分别捐出3000银元，袁世凯捐出4000银元，并为毕启题词，说他“愿力宏大，至可钦佩”。毕启治校十分严格，据传由于考核太过严格，1916年到1918年间，这所大学只有一名毕业生。在如此严苛的考核下，华西协合大学也培养出了一批名医大师。

华西协合大学的教师大多来自英国剑桥、牛津，加拿大多伦多，美国哈佛、耶鲁等院校，学校也聘请前清优贡、举人、进士、翰林等作为国学教员，如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贤”，并设立有文学院、理学院、医牙学院。大学管理以“协合”为原则，管理体制仿牛津、剑桥，课程设置按哈佛体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口腔医学创始人林则博士，他作为加拿大第一位牙医学传教士，于1907年来成都创办牙科诊 所、牙症医院。1917年，他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牙学院、口腔病院、医牙研究室、口腔病研究室，并编纂有《华大牙医学杂志》，为创建中国现代口腔医学做出了杰出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创始人，华西口腔成为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和摇篮。

 

 

华西协合大学钟楼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爱国主义运动高涨。在日益激烈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华西协合大学师生发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呼声，并得到整个教育界人士的呼应和支持。1926年，万县“九五惨案”发生后，华西协合大学学生组成爱国学生退学团，发动“爱潮”，学校被迫停课。1930年，毕启校长在华西协合大学面临被强制关门的处境下，努力说服托事部同意向中国政府立案，中国人张凌高被推举为校长。1933年9月23日，四川省教育厅转发了教育部指令，“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应准予立案”。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民族危难之时，为使友校不致停办、学子不致辍学，华西协合大学敞开心扉迎接友校和逃难的师生。同属教会学堂的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五所大学在华西坝汇集后，在国难当头的环境中，将华西协合大学的校舍和设备发挥出最大的功效。此时的华西坝，校园清旷，草色如茵，专家学者荟萃一地，盛极一时，成为大后方的文化教育中心之一。同时，五所大学的师生们怀着满腔热血和爱国精神，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之中。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北平和华东迁来华西坝的各大学陆续迁回。华西协合大学师生员工满怀激情，渴望为振兴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办好学校。华西协合大学新办和恢复了有关专业，成立了自然博物馆、大学医院，探索了医、教结合及文、理、医、牙医学相互渗透等问题，在调整中开始了新的征程。

 

 

华西医学中心

 

1951年10月5日，人民政府接办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委任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刘承钊为校长。按照党和国家的统一部署，经过院系调整，学校实现了从私立综合性大学到社会主义新型多科性医科大学的转变。全校广大师生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热情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学校相继成立了中医、中药、工矿卫生、临床医 学、基础中药等科研小组，提出了14个有影响的研究项目，为以后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如在全国成功实施体外循环下的心脏直视手术。改革开放以后，华西协合大学焕发出新的青春。1985年，学校由四川医学院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2000年9月，四川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实现强强合并，组建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一直延续至今。如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口腔医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曾几何时，民间盛传的四大医学院“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由于院校合并，大多更名改姓；尽管这些医学院历经合 并，但其口碑和办学成绩依旧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如今，中国医学教育史上的四大“百年老店”品牌，依旧在不断刷新着中国医学教育的新高度。（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