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疫情及其应对

1894年4月，香港开始传出鼠疫疫情，率先发生在人口稠密、卫生条件恶劣的太平山一带，进而蔓延至全港。1894年5月，《申报》以“港电报疫”“香港疫耗”“港疫续记”等醒目标题，对港岛疫情进行持续深入的报道。港岛疫情突然，死亡率较高，以致岛内寿材店需昼夜开工赶制棺材。顷刻间，整个香港都弥漫恐惧气氛，不少人纷纷打烊歇业，携家眷遁回广州。

在1909年9月，香港缉私队（即香港海关前身）成立之前，海关职能主要由船政署和出入口管理处代为履行。1841年7月，港英政府设立船政署，并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中尉威廉·毕打担任第一任船政司和海事裁判官。同时，港英政府还颁布了《香港港口管理规则》和《海事裁判官规则》。船政署按照港口管理规则，管理所有商用进出港口船只，并要求其停泊至指定码头以及离港前24小时通知船政署。海关裁判官主要按照规程处置船上的治安以及海员违反行径等。1866年8月，港英政府通过《海港及海岸条例》，赋予船政署更大权力，要求进出香港的船只务必办理注册、入港登记、申报载货资料及清关手续等。1887年6月，香港出入口管理处成立，由塞撤担任第一任监督，负责出入境人员管理。可以说，在1894年鼠疫疫情发生时，香港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货物及人员进出境监管体系。

 

 

空无一人的太平山街道

 

疫情发生后，港英政府委令香港船政署做好港口疫情防控，对所有来港船只进行严查，并要求在港口内停泊隔离。此外，船政署还委派检疫人员，前往人口密集的维多利亚城对约7000间华人居屋进行检疫，在其中的350间民房内发现有疑似鼠疫患者。5月，疫情已波及港岛，每天因感染鼠疫而送院医治的病人多达70余人。事实上，真正感染疫病的人数远不止于此。囿于华人医疗条件恶劣以及死亡人数激增，真正入院治疗的华人仅占少数。因疫情无法遏制，直到6月15日，离港的人数已飙升至8万人。

港岛鼠疫肆虐，死亡人数与日俱增，港英政府深感棘手，于是着手部署防疫措施。一方面，港英政府为了减轻防疫压力，竟要求将疑似鼠疫患者遣送回内地，并照会广州地方衙署。广州地方衙署不仅照办，还委派兵弁沿途护送。另一方面，鉴于形势的严峻性，英国政府委派殖民地部专员查维克赶赴香港勘查疫症情况。1894年5月11日，港英政府组建香港洁净局，拟定《香港治疫章程》共12款，宣布香港为疫埠，要求疑似传染病患前往指定医院接受诊疗，凡有疫症患者的家庭必须进行消毒，遗体必须用生石灰覆盖然后深埋。此外，还要求对公用和家用的厕所，每日用生石灰清洗两遍，洁净局将派员巡查。洁净局还编印了中英双语的告示及传单，引导市民饮用洁净的沸水，对深井水、河流、湖泊等水源地进行检测，告诫市民勿直饮生水，并强化对社区的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为了全面掌握疫情传播趋势，港英政府组建调查团，前往广州、佛山、宝安等疫情严重的地区实地勘查。当时，罹患鼠疫的华人往往找中医诊治。港英政府却认为中医乃“土著巫术”，决定采用西医诊治，并推行近代防疫措施。但在实施过程中，港英政府漠视华人人权，采取华洋分治的歧视政策。警察署的巡捕随意闯入华人居屋内搜查，不少人借机勒索，甚至封锁道路，给华人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损失。

在众多强制措施中，最受非议的是“入户搜查”和“隔离船”两项举措。所谓的“隔离船”就是将疑似患者，强制集中于外海船上，然后实行隔离。采取的诊疗措施，也只不过是给患者灌一杯白兰地做镇定剂，然后在头、胸、脚等身体部位放置冰块，以便使高烧患者迅速降温，然后就让患者静静地等待死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英国人及其他欧美籍人士，港英政府则护送他们到专门的传染病医院进行隔离，并给予精心的治疗和悉心的护理，其诊疗设备和环境均明显优于华人。

 

 

香港东华医院旧照

 

港岛英文报刊颐指气使地责难华人不洁净的生活习惯是导致疫症蔓延的根源所在，外侨见华人唯恐避之不及。船政署和洁净局的强制隔离措施以及对华人的种种歧视之举，引发了华人社会的强烈不满。为了维护在港华人的权益，华人社团开始团结起来，准备与港英政府周旋抗争。在这场抗争中，东华医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华医院本是华商投资兴办的、以西医诊疗手段为主的华人医院，主要救治罹患恶疾的贫苦华人。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由东华医院董事会出资，并广泛邀请李玉衡、何斐然、陈锦波、高楚香等港岛缙绅共同组建慈善团体，对华人实施义诊，派发药物。1894年5月16日，东华医院绅董举行抗议集会，控诉当局防疫举措，要求即刻停止挨家挨户搜查，停止将华人患者强制缉送隔离船，应送至华人医院诊治。港英政府收悉请愿书后，非但没有更正错误政策，反而要求东华医院配合政府行事。

 

上海的疫情及其应对

缘于上海与粤、港等地始终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和人员往来，上海各界也较早关注到了发生在粤、港的鼠疫疫情。但沪上对于疫情的态度，却发生过迭变，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持观望态度，大致从1894年4月至5月，上海各界主要以旁观者的心态，看待鼠疫疫情。6月后，疫情开始波及上海，舆论的焦点则开始转移至本埠，华洋各界纷纷采取防疫举措。

粤、港疫情发生后，外出避祸者甚多。除逃往广东外，亦有不少人陆续乘船抵达上海。1894年5月18日《申报》上的一则消息，引发舆论关注。据报道，5月13日，一艘在上海注册的法籍商船抵达上海港，这艘商船隶属于法租界某轮船公司，曾经在香港停留过。抵沪后，码头工人不愿装卸货物，码头管理方则阻扰海员登岸，“惟恐有疫气传至申江，以贻隐患也”。轮船公司获悉后，据实禀报给法租界公董局，并照会美、英两国领事会商此事。经商议，领事们决定联名照会江海关“请札饬河泊司，凡船只来自香港者，如有病人，须于船上高揭黄旗，暂泊浦江口外”。

此时，上海各界方才如临大敌。为了防范疫症在上海一带肆虐，租界很快就会商江海关厘定了《辟疫章程》，从而构建起口岸与租界的联合防疫体系。按照《辟疫章程》规定，各自划分防疫辖区。凡在公共租界内，由工部局的卫生委员会负责防疫；凡在法租界内，由公董局的医务处负责防疫；凡在各口岸内，由江海关医务所负责防疫。检疫举措主要涵盖两部分：一是凡粤、港及其他华南疫区来沪船舶，一律停泊至下海浦外六里，由江海关医务所的医官登船检疫，一旦发现疫症者，“急令携至浦东，薰以硫磺烟，始准各自携去船中，须并无疫气始准进傍码头”，租界巡捕加大搜索力度，对未经检疫私自混入租界者，严惩不贷。二是在浦东开设了两家专门治疗疫症的医院，一所收治外国患者，一所收治中国患者。

上述举措，租界当局已“照请江海关道观察一体遵”。为了能够切实做到严防严控，各国领事还相互协商，信守防疫承诺。但仅靠水上口岸防范还远远不够，陆路口岸防疫也至关重要。在租界当局的施压下，江海关会同苏松太道衙署对所有来自疫区的人员进行强制检疫，凡合格者，才能发给“免疫通行证”，租界内亦凭此证出入。清政府还效仿英、法举措，在杨树浦开设了专门医院，用于收治患者，并聘请外籍医师巴纪负责检疫沪港往来船只。

 

横滨的疫情及其应对

1894年的腺鼠疫灾难，已逐步演变成一场跨国性传染病。当时，横滨、长崎是日本主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不少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商船，由此转运。为了严防鼠疫传入日本，内务大臣井上馨要求中央卫生会“每两三日报告疫情”，并责令其与“香港领事及同地派遣委员等，就该病频繁电信往复”，以便准确掌握有关情况。

 

 

20世纪初横滨的港口码头

 

1894年6月，香港疫情逐渐蔓延，总督府不得不求助于各国领事。日本政府获悉后，形成两派意见：一派认为采取口岸防疫举措，即对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船只一律消毒；一派主张派遣人员前往香港实地勘查疫情，为政府防疫决策做准备。鉴于东亚腺鼠疫传染病的重大疫情，日本政府随即组建了以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为团长，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教授青山胤通、海军军医官石神亨等组成的6人调查团赶赴香港。与此同时，法国殖民当局应香港总督之请，派遣在越南工作的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员耶尔森赴香港研究疫情。经过细致的研究和缜密的科学实验，1894年7月，耶尔森和北里柴三郎均成功分离出了致病微生物，即鼠疫杆菌。为了纪念他们的医学发现，国际医学界将鼠疫杆菌命名为“耶尔森氏鼠疫杆菌”。

基于国民健康安全的考虑，明治政府十分关注发生在中国的鼠疫疫情。当时，日本尚未建立较完善的近代口岸检疫制度，治外法权亦受制于英、美等国，因此缺乏有效的防疫举措。1894年4月，明治政府责令对华贸易的主要港口—横滨和长崎的两地海关，效法英国在亚洲殖民地港口采取的检疫举措，加强对进出境船舶和人员的卫生检疫。5月25日，内阁经过商讨，授权内务大臣芳川显正颁布了“第五十六号敕令”，即《在清国及香港传染病流行期间对船舶实施检疫的兹文并予以公布》。在公告中，日本强调防疫的重要性，重申在横滨、长崎、广岛等口岸，对所有往来中国内地及香港的船只，以及经停中国港口的船舶一律进行检疫。

横滨作为主要对华贸易口岸，不仅停泊有大量往返中日间的商船，而且居住有中国籍侨民。神奈川县知事要求横滨市役所协助海关做好防疫工作，并依照“明治十五年（1882年）布告第三十一号敕令”，即《霍乱病流行地方对船舶检查的章程》的要求和程序，对驻泊横滨港的船只进行严格检疫。为了加强业务指导，横滨海关还敦请内务省中央卫生会的技师来横滨协助检疫。

尽管在1894年东亚腺鼠疫流行中，日本未遭受较大损失，但明治政府已意识到口岸检疫的重要性。不久，明治政府依据横滨防疫经验，开始在港口设置“检疫所”，并转由厚生劳动省具体负责。此外，明治政府还颁布了《传染病预防章程》，对霍乱、伤寒、痢疾、白喉、斑疹伤寒、天花等常见传染病的监测、疫情报告、医院收治、患者诊疗、排泄物焚烧、传染病遗体埋葬、道路封锁、检疫委员会铨选等细则进行了规定。

1897年，日本正式出台了《传染病预防法》，将防治传染病上升为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任何违反、隐瞒、阻扰防疫工作的团体或个人，将受到法律惩处。1899年，日本还颁布了《海港检疫法》，开始构筑口岸检疫体系。同年，日本宣布废除给予欧美列强的治外法权，并收回海关检疫权。

 

噩梦的终结

1894年发端于东亚的腺鼠疫疫情，波及面广，影响巨大，因疫罹难人数众多，在全球瘟疫史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一页。处于近代化转型时期的晚清政府，在应对鼠疫劫难之时显得过于“稚嫩”。时隔不久，也就是20世纪初期，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暴发了一场规模更大的鼠疫疫情。在应对东北鼠疫的过程中，被誉为“国士无双”的伍连德博士带领中国的卫生医疗工作人员，运用现代卫生手段和理念抗击鼠疫疫情，取得了令世界为之侧目的不朽功绩。

随着抗生素的发明，鼠疫已不再是令人恐惧的不治之症了。尽管如此，时至今日，鼠疫仍旧是我国在册的“甲类”传染病，位居各类传染病榜首。譬如，公众耳熟能详的“艾滋病”“狂犬病”“登革热”“病毒性肝炎”等也只能屈居次位。可见，人们对鼠疫的危害性及严重性依然高度重视，这就要求我们持续做好鼠疫疫情的防控与监测，从而构筑起科学、高效、能够充分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