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触动了全国人民的神经。近年来，全球新发传染病与日俱增，人们谈疫色变。宋代瘟疫因发病急骤、传染性强、病情严峻，同样令人生畏。据统计，两宋之际的319年间，发生过波及面广、传染性较强的瘟疫就多达93次。在宋代文献史料中，不乏“水疫”“震疫”“旱疫”“火疫”“饥疫”的记载，往往是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缘于瘟疫事关国计民生，宋代政府高度关注，往往会从地方治理、医疗诊治、灾民赈济等多方面加以防范，以遏制疫情的散播与蔓延。面对频繁的战事和频仍的疫情，两宋政府尽管竭力遏制，但大疫过后依旧不乏“食之辄死、村聚墟里、几为之空”的境况。那么，宋人是如何应对瘟疫的呢？

 

如何防控与处置疫情

两宋政府十分重视疫情的监控与防治，并形成了一整套疫情上报及处置举措。

首先，对政府管理者而言，只有快速了解和掌握疫情信息，才能在疫病防治过程中占据有利态势，同时还要控制谣言、迷信等，以免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影响。据统计，从北宋开国的建隆元年（960）至南宋灭亡的祥兴二年（1279），两宋政府共颁布应对疫病的诏令多达190条。两宋政府还将疫灾防控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绩指标。在宋代君王的督促下，两宋地方政府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疫情监测与报灾机制。通常情况下，州县官员大多会及时上报疫情，但也不乏拖沓、延宕之例，以致被君王所察觉、申斥。皇祐四年（1052）春，全国诸路疫病流行，但地方官吏上报的奏章却十分罕见。面对这类异常，宋仁宗颇为警觉，于正月丁亥发布诏令，诘问地方官吏：“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为此，他还亲自召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员，询问政令传达和执行情况，并规定凡有关州县疫病的公文及臣僚奏疏，通进司、银台司、进奏院等衙门不得阻留，务必直达于上。冬十月丁亥，宋仁宗又下诏令，委命转运使、提点刑狱、亲民官等，条陈救恤之策。通过采取这些举措，宋仁宗得以规范各级衙门职责，进而保障政令畅通顺达。

 

 

 

除了加强对疫情的监测和预警之外，宋人已充分意识到瘟疫与时令之间的关系，要求赴任官员应当“除赴以时，以避炎瘴”。景德四年（1007）四月癸酉，宋真宗“诏岭南官除赴以时，以避炎瘴”。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巳已，宋真宗下诏黎州、雅州、维州、贸州等瘴气流行较为严重地区的官吏，按两年一换，加以调任。此后，每两年轮换一任地方官吏，成为两宋官员调任常例。

如逢大疫，宋代君王往往还要下罪己诏，封神祭祀，以平息天怒。受儒家“君权神授”思想的影响，每当重大疫病发生时，君王都要发布“罪己诏”进行反省，内容包括减膳、易服、避殿、决囚、赦天下、祭祀、改元、去尊号等。北宋时期，多位君王“一遇灾变，则避朝变服，损膳彻乐。恐惧修省，见于颜色；恻怛哀矜，形于诏旨”。淳化四年（993），河南发生水灾，疫病肆虐，宋太宗赵光义“忧劳太切，勤俭过中，乃至进菲薄之膳羞，御补浣之服饰”，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并随即开展灾民赈济。明道二年（1033），全国大部分地区发生干旱、蝗灾以及饥馑等，随后疫病流行，尤以陕西路关中地区较为突出。六月戊子，宋仁宗下诏去尊号中“睿圣文武”四字，并诏告宗庙，令中外直言阙政。尽管如此，旱灾和疫病仍未见消退，十二月丁巳，宋仁宗再次发布《灾伤改景祐元年御札》，试图以改元来遏制疫病的蔓延与流布。

不仅如此，两宋政府还将疫病处置效果作为奖惩官吏的重要依据，规定凡参与疫病救治且卓有成效的官员，朝廷都将按例拔擢或奖励。庆历六年（1046），河北路黄河段决口，饥饿和疫病肆虐，贾昌朝置病坊救治，全活者九十余万。北宋政府奖掖其行为，提拔他为观文殿大学士、判都省。绍兴四年（1134），福建路龙溪县（今福建龙溪）发生旱疫，龙溪主簿卓先多方救治，灾民生还者众多，遂被南宋政府擢升为建宁军节度推官。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辛亥，南宋将领张子盖率军驰援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与金兵对抗，其间，军中发生大疫，有医者王克明在军中拯救兵士无数。经张子盖奏禀，南宋政府授予王克明医痊局翰林，“赐金紫”。

 

应对疫情的卫生医疗举措有哪些

宋代医疗卫生事业较前代有了较为长足的发展。每逢疫病蔓延之时，两宋政府都会委令翰林医官院、太医局等派遣医官赶赴疫区巡诊、赐药，并向朝廷及时汇报疫情流行进展，从而提出应对策略。

淳化三年（992）五月，汴京（今河南开封）一带发生暑热症，疫死者甚众。疫病发生后，北宋政府选派良医对病患进行诊疗，并及时发放汤药，还拨付五十万贯作为医药费，并派内侍中黄门一人监督医治。绍兴二十六年（1156）夏，临安（今浙江杭州）发生大疫，宋高宗赵构委令翰林医官院配制小柴胡汤，医活者甚众。

面对肆虐的疫症，宋人采取的主治方剂有：

一是犀角散，具有清热、凉血、定惊、解毒的功效。至和元年（1054）春，汴京疫。正月，医官碎通天犀和药，以疗民疫。

二是小柴胡汤，具有和解少阳的功效。绍兴二十六年（1156）夏，临安大疫，医官熬制柴胡汤剂，活者甚众。

三是圣散子方，具有治疗伤寒、时行疫疠、风温、湿温等功效。北宋宣和七年（1125），太学发生疫症，太学生以圣散子方入药，服后疫病尽除。

四是黑豆汤方，具有祛风除热、调中下气、解毒利尿的功效。靖康二年（1127）三月，北宋太学疫气尤甚，被感染者多达二百余人，医官命染病者服下豆汤遂愈。于是，太学盛传，服之者无不愈疾。

面对疫症，宋人还常用隔离之法，以防止交叉传染。熙宁九年（1076）春，两浙路吴越一带发生旱疫，“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越州知州赵抃广建病坊，专门收治疾患之人。元祐四年（1089），杭州发生大疫，杭州知州苏轼亦建有病坊。这里所谓的病坊，就是专门收治疫病人员的医院。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下诏在各地建有安济坊，规定“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汤药、饮食也分别置办。这里所说的安济坊，指的就是与今日类似的传染病医院。此外，南宋临安还建有施药局，施药局是由南宋政府出资兴办的医疗救助机构，其救助对象主要是在灾害发生时遭受重疾、孤苦伶仃或贫困之人。

两宋时期，人们已知晓患病者的尸骸是重要的传染源。为了杜绝传染源，有必要对患伤寒等传染病的尸骸进行及时处置，从而杜绝疫病的扩散。为了避免病患被抛尸荒野，宋廷每过灾后，必招募僧侣或责令地方衙署及时掩埋尸体。明道二年（1033）二月，南方旱疫，宋仁宗下诏淮南、江南民被灾伤而死者，官为瘗埋，仍祭酹之。至和元年（1054）春，汴京一带发生大旱，饥疫相作，宋仁宗委令有司掩埋尸体。北宋熙宁年间，汴京发生大疫，贫者多不能葬，北宋政府遂在汴京郊野划出三五顷荒地，以收葬枯骨。崇宁三年（1104）二月，宋徽宗采纳中书省的建议，在全国各路创建漏泽园，掩埋病尸或贫困无以安葬的尸体。政府在疫病救治过程中采取的施送棺木、掩埋尸体的做法，一方面稳定了民心，宣扬了儒家仁政教化；同时，也起到了阻断传染源、防止疫病进一步扩散的作用。

此外，宋人已懂得疫病与城市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南宋理学传人真德秀在福建泉州任职期间，眼见泉州城内“水沟湮阏、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州人时常发病，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命人清理沟渠。乾道二年（1166），南宋隆兴府（今江西南昌）知府吴芾眼见豫章沟岁久湮塞，民病途潦，遂认为“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于是，率众整治居民生活环境，以防治可能产生的瘟疫。

 

南方地区为何成为疫情的高发区

唐中期的“安史之乱”，使得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宋室南迁后，南方经济完全超过北方。伴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宋代对南方的开发和拓边活动，促使瘴疫不断发生和流行，且死亡率较高，给民众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宋人将岭南一带称为“大法场”“小法场”和“人间地狱”等。此外，江南一带因为河网密布、气候温湿、人口流动频繁，也是疫病高发区。

据统计，两宋之际的江南地区，仅疫症流行的记载就达150多次，也就是说每两年就会暴发一次。北宋年间，苏轼就坦言“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南宋时期，临安成为南宋都城，人口剧增。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咸淳年间，临安府所属9县的人口多达124万，其中钱塘、仁和两县人口为43.2万，占全府人数近三分之一，以致疫病发生的次数和肆虐的规模都远高于其他地区。江南肆虐的瘟疫之中，尤以两浙路最多，有记载的疫症就多达88次。而在两浙路中，临安堪称重灾区，多达22次。南宋江南疫症的高发期多集中于绍兴、淳熙、庆元、嘉定年间，引发疾疫的因素包括地理环境、气候异常、自然灾害等。此外，人祸或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也是造成疾疫的重要原因。

南宋长期的战争态势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战争过后，往往是“流离满野，道谨相望，或趋乡镇，或集郡邑，或聚都城”，甚至“地气转动，浮土塌陷，白骨暴露，血水汪洋，死气尸气，浊气秽气，随地气上升”。此之情势，势必导致传染病的蔓延。隆兴二年（1164），金兵南下，随即占领濠州、滁州，兵临长江，淮河一带近30万百姓为了躲避兵燹，纷纷南逃江南。由于无处安身，流民只能暂避山谷，结庐而居。冬季来临之时，以致“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冻死”，尸骸及染疫者势必将疫症传播至江南一带。据记载，这场因战乱引发的疾疫持续到乾道元年（1165）。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疫症过后，两浙一带突发大水灾，临安和绍兴府出现大量饥民，疫症再次暴发。

土葬习俗也是疾病传播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汉族以土葬为主，后受佛教思想影响，亦不乏火葬。入宋以后，火葬逐渐由盛至衰。北宋初年，因为贫民无钱埋葬亲属尸体而采取火葬，一些官宦人家因崇佛等其他原因也多采取火葬。北宋中期，随着政府对土葬的提倡，人们不得不改行土葬。此后，北宋政府还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强制施行。南宋时期，政府继续推行土葬。然而，土葬不仅占据大片田土，而且耗赀较多，一些贫穷之家，既无力土葬，又不敢违法实施火葬，于是干脆将尸体遗弃至野外或沟壑之中。据记载，南宋嘉定八年(1215)，“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城内外，于内，民间因有死人之家，无力买地埋葬，以致弃在沟壑”。实际上，不仅是建康府，南宋各路、府、州、县均有类似现象。肆意丢弃尸体，很容易引起环境污染，尤其是染疫者尸体，更是触发疫症的主要原因。尽管南宋政府设置义冢、义庄等，以缓解贫困之家的丧葬问题，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弃尸现象。

江南一带市民的生活习惯也与疫症流行休戚相关。据记载，江南一带百姓“街上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尽管每日有人定点收集粪便，但排除之法大多将秽物直接倒入河内，或者将马桶在江河里清洗，从而污染居民日常生活水源。绍兴四年（1134）二月，工部上奏：“临安府运河开撩，渐见深浚，今来沿河两岸居民等，尚将粪土瓦砾抛置已开河中，乞严行约束。”鉴于此，大理寺立法：“辄将粪土瓦砾等，抛入新开运河者，杖八十。”除了沿河居民向河道倾倒秽物外，往来河道的船只也是重要的污染源。这种情况，绝非是南宋时期才产生的。据史书记载：“北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岁在戊寅，夏，吴中大旱。二年春夏之交，舟车益不通，百货涉贵，城中沟侩埋淤，发为疫气。”临安城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地方？可见宋代城市的卫生条件较为简陋。

疫症的发生对宋代江南社会经济造成了诸多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和物价的不断攀升，以致百姓生活日益困苦、潦倒。此外，疫症对宋代江南的社会秩序，同样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

 

应对瘟疫的医家与医书有哪些

相较于前代，宋人对瘟疫的认知水平和诊疗手段已有长足的发展。北宋名臣司马光在《类篇》注疏，“疫，病流行也”，指出了疾疫的流行性特征。不少医家总结了自己治疫的经验，并撰写成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南宋理学传人真德秀在《为民祈安设蘸青词》中谈及：“天令或愆驯，致札瘥之害，民生何辜？”在宋人看来，“札”和“瘥”均指疾疫，但稍有区别，“札”主要指的是大流行的瘟疫，而“瘥”指的是散发性的瘟疫。

 

 

 

两宋之际，还涌现出了诸多著名治疗瘟疫的医家和医书。北宋时期，钱乙精通小儿传染病的医治，著有《小儿药证直诀》《伤寒论指微》《婴孺论》。北宋医家孙兆也十分擅长医治疑难病症。南宋时期，诊疗瘟疫的代表人物有许叔微、郭奎。许叔微精于伤寒，著有《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等。郭奎则著有《伤寒补亡论》，并指出“春天行非时之气，中人长幼病状相似者，此则温气成疫也，故谓之温疫”。上述论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

政府还积极组织医官编撰方书，以指导疫病的救治，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至淳化三年（992）编纂而成的《太平圣惠方》，共计100卷。北宋徽宗政和年间，太医局还完成了《圣济总录》。南宋时期，在北宋医书的基础之上，编纂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医书，并且加大了对民间巫医的打击力度。据记载，北宋哲宗元祐年间的朝散郎李孝先，不仅对当时民间崇信巫医而不信医官的行为“责以大义”，还在疾疫发生时，尽力加以救助，结果“恶俗为变”，使人们的卫生观念为之一变。

最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解剖学和法医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峰，最著名的莫过于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和郑克所著的《折狱龟鉴》。这两部著作不仅是宋代司法鉴定专著，而且对疫症的辨别与诊疗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以我国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为例，书中集录了尸检的步骤，对探寻瘟疫病症具有指导作用；此外，书中还不乏诊断、治疗、预防等方面的论述，对疫病的辨别以及解毒方略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著述。

 

军中为何会频频出现瘟疫

两宋之际，战争频仍、兵燹不断，宋辽、宋夏、宋金、宋蒙之间发生过多次战争，以致在军中和边境地区的疫病流行次数远甚于前代。缘于宋代特殊的驻军制度，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成为全国疫病的高发地区之一。据史料记载，北宋汴京一带共发生了20多次烈度较强的传染病。军队中疫病的频繁发生，给宋代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疫病与“冗兵”“弱兵”一样，成为困扰宋代军队的三大问题。从现存的史料来看，两宋之际，军队中共发生了39次疫病，北宋有26次，南宋有13次。

宋代军队的疫病具有一定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是军队疫病都发生于春夏两季，大多由于气候或自然灾害因素所致。

二是南方地区成为军队疫症流行的高发区，瘴疫成为宋代军队中的主要传染病。在宋人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北人乍到，不谙风土，多染瘴疫之疾”。南宋时期，两浙路和广南东、西两路均是军队中疫病发生次数较多的地区。

三是宋代特殊的驻军制度，使首都成为疫病的高发区之一。北宋都城汴京因无险可守，为此在京畿周边驻扎了全国近一半的禁军，这为疫病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四是宋代与少数民族之间频繁的战事，使边境地区成为疫病的高发区。相较于前代，宋军先后与辽、夏、吐蕃、金、蒙等之间发生过战争，使军中兵士惨遭疫病所侵。

两宋政府对军中的疫病十分重视，朝廷不仅颁发诏令，要求注重疫病的预防和诊治；此外，每逢夏秋、腊月或疫病流行时节， 朝廷都定期委令太医局配制夏药、瘴药及腊药， 令惠民合剂局制造并发给各军。如逢大疫之时，朝廷还要委派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学生等前往治疗，并在外地或边疆地区设立驻泊医生。

为了缓解军队驻防调动所带来的疫病问题，朝廷还经常调动驻军从传染病高发区移防至其他地区，而且规定每两年替换一次。此外，朝廷招募当地兵丁，以替代禁军驻军之责。对于因疫病而亡故的兵士，朝廷还有抚恤制度。值得一提的是，朝廷为了消解疫病对军中士气的影响，还专门建有祈福道场。上述举措，对遏制军中疫症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君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