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

 

 

近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如何应对控制公共疫情成为眼下人们最关注的焦点。其实，瘟疫古已有之，早在上古殷商时期，中国已暴发过不止一次的公共疫情。古人是如何应对疫情的呢？

 

湖北考古出土文献中的秦朝防疫

早在秦朝，法律上已有了关于传染病防控的规定。秦朝有关防控传染病的最早记录，就出土于本次暴发疫情的湖北境内，这也是中国现代新发现的最早通过法律手段防控传染病的文献。

在湖北孝感市云梦县城关西的睡虎地，有一处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的古墓群，从1975年12月起，考古人员在此地先后发掘秦汉墓葬70余座，出土文物千余件。

 

 

《睡虎地秦墓竹简》

 

其中，从墓主叫“喜”的第十一墓（M11）中出土的一批秦简最有价值，首次发现了记录秦朝重要司法文献的竹简，共有1100多枚。这就是著名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竹简中的《封诊式》“毒言”条，记录的就是邻里举报传染病人的情况。这里的“毒言”，就是一种传染病，会人传人。到底是哪一种传染病？据东汉人王充《论衡·言毒篇》的说法：“太阳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唇胎肿而为创（疮）。”

 

 

《封诊式》

 

“与人谈言，口唾射人”指的是传染路径。这种病传染性极强，通过唾沫传染，如果沾上患者说话时喷出的唾沫，便会发病，口舌生疮。这种传染病多流行于温度较高的南方，如湖北、江浙一带。“毒言”源于司法文书所记载的案例，即爰书。大概意思是，某里甲等二十人，送来同里的丙，都检举丙有传染病，甲等不能和他一起就餐，所以来报告官府。官员便审问丙是怎么一回事情，丙说他的外祖母家曾有人患传染病“毒言”，但已被迁居隔离了。

患上传染病的人，都要严格隔离。隔离是一种相当古老且非常有效的控制传染病传播的手段。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有三处提到对患有传染病“疠”罪人的处理办法。

一、疠者有罪，定杀。“定杀”可（何）如？生定杀水中之谓殹（也）。或曰生埋之异事殹（也）。大概意思是：麻风病人犯罪，当杀，如何杀死？投水中活活淹死，有的认为是活埋，但活埋不符合法律规定。

二、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可（何）论？当千（迁）疠所处之。或曰当千（迁），千（迁）定杀。大概意思是：甲犯有应处完城旦的罪，现在甲患了麻风病，问甲应如何论处？应迁往麻风病隔离处居住；也有的认为，应迁往麻风病隔离区，再投水淹死。

三、城旦、鬼薪疠，可（何）论？当千（迁）疠千（迁）所。大概意思是：在服城旦、鬼薪刑的犯人患了麻风病，如何论处？应迁往麻风病隔离区。

从上述来看，秦朝在传染病防控上是非常严厉的，除了进行医学隔离，如果是犯人患了极具传染性的麻风病，是要被处死的，而处死的手段十分残忍，扔进水里活活淹死。有的则是活埋，这种处死方式被认为与法律原意相悖。即使不处死，患者也要被送进麻风病隔离区隔离。《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疠迁所”，就是中国最早的医学隔离区。总结一下，秦朝防控传染病的主要手段有二：一是医学隔离，二是处死。当然，医疗手段也会有的。

 

隔离，中国人最先使用的防传染手段

医学隔离和封锁疫区，是中国古代防疫常用措施，这是中国人最先采取的可有效防止人类病疫传染的手段！

中国是一个多灾多疫的国家，因此中国人很早就对传染病进行了研究，并发现、发明了很多控制传染病的方法。

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典《黄帝内经·素问》中，即讲到了伤寒、温病的防治，而瘟疫类传染病就包括在温病之中。

 

 

 

该书《遗篇·刺法论》中，提到黄帝与华夏中医始祖岐伯的对话。

黄帝问：“余闻五疫，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岐伯答：“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

黄帝所问大概意思是，听说各种瘟疫都互相传染，大人小孩无一例外，除了常规治疗以外，如何防止传染？岐伯的观点是，防止各种瘟疫互相传染，要增强免疫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抵抗病毒入侵。同时，还要避开病毒，不让邪气进入体内。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如何“避其毒气”，但可以想见像今天戴口罩、毛巾捂口鼻都是避毒的有效手段。

这里的“毒气”，其实就是现代已被证明了的细菌、病毒一类的病原微生物。

中国古人喜欢用“气”来表示某种东西。与“毒气”类似的概念还有邪气、异气、杂气、戾气、疠气、疫气等，这些“气”统统是人类染病患疾的根源。

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便对传染之“气”有很深的研究。在其《温疫论》中提出，传染病（瘟疫）是由戾气引起的，“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气”无色无味，肉眼看不见，却最易传染人—不就是病毒么！

 

 

 

更了不起的是，中国古代医学家认为，可人传人的病疫是通过呼吸道感染的。吴又可便认为，传染病疫是“邪从口鼻而入”。

对于传染病的防治，吴又可提出了与《黄帝内经》中相似的观点，即要强健体质，增强自身免疫力，“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吴又可还提醒人们，要注意饮食，休息好，保持心情舒畅，否则“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

上述是从个体提出的防范传染病的要求，如果从群体和全社会的角度，中国古人则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减少外出活动，隔离患者，封锁疫区。

这种控制社会传染病的手段，中国在秦汉时已开始。

据《汉书·平帝纪》记载，针对当时的传染病，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舍空邸第”，就是空出房子，将患者集中安置，这样既可以保证患者不再成为二次传染源，也可以让患者得到帮助，便于进行集中治疗，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医学隔离”措施。

这是中国史书中，对传染病患者进行医学隔离的最早记载。其历史背景是，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怎么办？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虽然这是作为朝廷慈善手段开展的活动，但对防止疫情扩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后，“舍空邸第”成为中国古代历朝政府控制传染病的手段，一直到今天，都是人类控制和预防传染病行之有效的办法。

 

“赐药”—古人控制和预防疫情的救治手段

 

 

 

在实行医学隔离的同时，提供免费医疗、医药服务，则是政府控制公共疫情的直接手段。这种手段，也是封建朝廷树立“仁政”形象的需要，故称之为“赐药”。而且，在“赐药”的同时，还有“颁方”，这是中国古人控制和预防公共疫情的最实在、可靠的救治手段之一。在中国古代，自南北朝时代开始，朝廷便有给民间免费提供医书、药方的做法。做得最好的朝代是宋代。著名的中医典籍《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集验方》《四时摄生论》等所载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荐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现代中医仍在使用。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都城临安（今杭州）发生瘟疫，皇帝赵构（宋高宗）便推出了“柴胡制药”，这是一种类似现代中成药“柴胡饮冲剂”的成药，相当有疗效，“活者甚众”。明朝嘉靖二十年（1541）五月，京城暴发“疾疠”，皇帝朱厚熜(明世宗)亲自检验、创制“济疫小饮子”方，散发给居民。在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收录不少防治疫病的药方。如“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治呼吸道感染及大叶性肺炎；“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治乙型脑炎和流脑；“葛根黄芩黄连汤”治急性肠炎及细菌性痢疾；“菌陈蒿汤”治黄疸及传染性肝炎；“白头翁汤”治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等。

 

古人如何减少并预防瘟疫的流行

当然，防止瘟疫最主动的手段，还是防预。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便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意思是说，高明的医生不是等到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而是在疾病发生之前就预防，此即强调预防为主，这一观点是相当科学的。古代医家均强调预防的重要，晋人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称，“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并认为，“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那么，如何搞好防疫？中国古人最重视环境保护和饮食卫生，从保护环境、搞好个人卫生和饮食卫生两方面预防疫病。保护环境、搞好个人卫生，除了临时应急手段外，不少都是以节日风俗形式，开展全国性活动，有的至今在流行。如腊月祭灶日，家家会“除尘”，即家里家外大扫除；疫病多发季节的五月端午节，家家饮雄黄酒、艾叶酒，挂菖蒲、雄黄、艾叶，均有杀菌抑菌、预防疾病的功效。对传染病人穿过的衣服，古人也会进行“消毒”，明代名医李时珍生前已提到了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得更具体：“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至迟在先秦时，人们已意识到家禽、牲畜与传染病的关系，虽然那时还没有“禽流感”的概念，但人与畜已分开，不能混住在一起，而是单独设“圈”；也不能食用病死、被污染猪肉、牛肉等问题畜禽肉。到东汉时，不食死、病畜肉和鱼肉成为民间常识。当时的医学专家、中国古代“医圣”张仲景，在其所著《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一章中所记，不少都是饮食禁忌：“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在预防传染病方面，中国古人最重视的还有对饮用水源的保护。水井即是中国古人为保护饮用水源而发明的，古人还会给井加栏、上盖，以防止虫、鼠、人掉入。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所谓“幂（盖）防耗损，亦防不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井也是古人治疗和预防传染病的载体之一，必要时直接将药物投入井中，供大家饮用。（倪方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