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作为北京城重要发展阶段的金中都与元大都，都是由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所兴建，但方位却并无重合。笔者现就所知展示其来龙去脉，以飨读者。

 

气象初显金中都

金中都以辽南京为基础兴建，一方面必然会受其制约，而另一方面，因其以宋汴京为蓝本，使宫城位置更居中，从而更接近《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对王城的总体布局。主其事者，乃中原文化修养极高的重臣张浩、苏保衡等。

 

 

 

金中都采用三重格局，即大城、皇城与宫城。

大城即外城，呈方形，原有城门十二，南面居中为丰宜，左为端礼，右为景风；东面居中为阳春，左为宣曜，右为施仁；西面居中为丽泽，左为灏华，右为彰义；北面居中为通玄门，左为会城，右为崇智。后因位于中都城东北之大宁宫建成，为前往便捷，故辟光泰门，遂有十三门之数。光泰门很可能位于会城门内天宁寺附近，亦有可能在金代漕运沿线一带。

都城之内乃皇城，位置在大城偏西，而尚未居中。其东西窄、南北长，周围三里，有城门四，东宣华门，南宣阳门，西玉华门，北拱辰门。

皇城中建有宫城，中心建筑为大安殿，乃朝会庆典之所。皇城之西玉华门外，辟有皇家园林，曰同乐园、鱼藻池，鱼藻池即太液池。宫城居城中而略偏西南，纵轴与丰宜门至通玄门之南北线重合，南为宣阳门，北有拱辰门，东、西分别为宣华门、玉华门。宫城前部为官衙，北部为宫殿。若按“前朝后市”仪制，商业中心应在北面会城门、通玄门、崇智门、光泰门之内。而城门、宫殿等建筑之命名，亦足以见证当时君臣中原文化学养之深厚。

且参照当时汴京之制，于宫城之外、皇城之内安置行政机构及皇家宫苑，皇城南部以当中御道分界，东侧为太庙、球场、来宁馆，西侧为尚书省、六部、会同馆等衙署，使“左祖右社，前朝后世”格局初步形成。另外，城内增设祭祀建筑，如天坛、风师坛、雨师坛、朝日坛、夕月坛等，使礼制完备、气象初显，从而为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之布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平地新建元大都

元大都则是中国古代最后一座按完善规划平地新建的都城，也是唯一一座采用街巷制创建之新都。

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棂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和厚载门，经万宁桥，直抵中心阁。于核心地带，筑有皇城，中轴线上，前后排列主要宫殿。元大都格局，准确体现《周礼·考工记》所云之“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规制。左祖，即太庙位于皇城之东；右社，即社稷坛位于皇城之西；前朝即皇城，位于都城南部；后市即商业区，位于都城北区。此等规制，与中华传统文化讲求对称之审美法则最为相符，令人称道。

 

 

 

因择址新建，元大都规划未受旧格局掣肘，故而居民区与金中都新旧坊制混合形式不同，全部为开放形式的街巷。《周礼·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即都城为方形，四壁各设三门。其为周人根据礼制思想所提出的一种理想设计方案，而严格按《周礼·考工记》规定建造之都城，一直未曾获见。相比而言，元大都与《周礼·考工记》规划思路最为接近。唯一不合之处，乃北墙不依“旁三门”之制，只开安贞、健德二门。考其原因，史书未载。然究而察之，当与堪舆理念相关。

据《元史·刘秉忠传》记载，负责大都规划者刘秉忠，曾出家为僧，法号子聪，自幼熟读经史，“尤邃于《易》，及邵氏（雍）《皇极经世书》”，“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故依堪舆之术、风水之理予以变通，亦在必然。以风水角度言之，南属阳，北属阴，元大都布局规整而对称，若南北两垣均辟三门，因城门南北相对，则阳气从南门入城后，沿中轴线北行，经皇城、宫城直抵北墙，气必自中门而泄，属非吉之形、不祥之象。为除“气泄”之弊，故将北墙改为二门，以收“挡气”之效。此外，南为阳，北为阴；奇数为阳，偶数为阴，故大都南垣取阳而辟建三门，北门就阴而只设二门，阴阳相合，大吉大利也。刘秉忠深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其才华得到充分施展。元朝国号与开国年号，乃择取于《易》。国号“大元”，出自《易·乾》“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年号“至元”出自《易·坤》“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乾坤相合，阴阳相配，甚为得体。

此外，营造大都，不仅依《周礼·考工记》制定总体方案，且据《易》为十一座城门命名：北健德、安贞，东光熙、崇仁、齐化，南文明、丽正、顺承，西平则、和义、肃清，皆遣词典雅，寓意深邃。如“丽正”出自《易·离》“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文明”出自《易·乾》“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安贞”出自《易·讼》“复即命，渝安贞”，等等。刘秉忠据《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之意，将大都街道按方位分为五十坊。各坊皆以街道为界线，虽有坊门，但无坊墙，坊门仅为标志而已。大都城有中心台，位于城市东西南北之中心，以为坐标定位之基准，于中国城市建筑史上，尚属首创。其占地一亩，其旁有中心阁。元末熊梦祥所撰《析津志》载：“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在中心台正南有石碑，刻“中心之台”四字。中心阁在中心台之东，正位于大都城中轴线上，其具体方位，与当今之鼓楼相去不远。

 

胡同与四合院

就城中街道坊巷布局而论，金中都时期原属于辽南京城范围内之街道，仍保留唐代里坊的形式，各坊之间彼此隔绝，相对封闭；而金代新建部分，则为沿大街两侧平行排列街巷之格局，各街巷间不设围墙，畅行无阻。二者共处于同一城市之中，乃元大都胡同格局的过渡阶段。

 

 

 

而元大都街道布局，则依照《周礼·考工记》，全城各有九条东西、南北干道，加之若干胡同，划成方整的棋盘形制。街道亦有统一标准，元《析津志》载：“天衢肆宽广，九轨可并驰。自南至北，谓之经；自东向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即胡同（原作衚衕），系蒙古语hudug之音译，意为水井。其最早出现于元大都时期，如在元代关汉卿所作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即有“直杀一个血衚衕”之语；李好古所撰《沙门岛张生煮海》中，有“你去兀那羊角市头砖塔儿衚衕总铺门前来等我”之句。砖塔胡同位于西四地区，至今尚在且名称未改，乃北京胡同之祖。元代以降，胡同已成北京最具代表性之标志。

据《析津志》载，元大都建成后，元世祖忽必烈“诏旧城（金中都故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有钱）及居职（有职）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分予迁入大都居住之富商、官员，以建造住宅，由此，开启了大规模营造四合院住宅的过程。被视为北京四合院雏形的当今后英房胡同四合院遗址，便是元大都时期民居建筑的遗存。其主体建筑坐北朝南，一般以黏土烧制而成的长砖为建筑材料，垒砌成房屋、院墙与院门，屋顶多为木梁架组成，或部分使用石构件，上覆陶瓦。依四个方向而建的房屋及院墙，组成一个四方或长方形封闭院落。而考虑到建筑风格之继承性，可以断言，辽南京尤其是金中都时期的民居建筑，亦当与传统四合院形制相去不远。

 

元承金制与《易》理

元大都的兴建，晚于金中都百余年，元朝国力又远超当年金朝，都城规模上即可体现。元大都周回六十里，面积约三倍于金中都。从金中都到元大都的城市发展走向，无疑为其后明清北京城之规制提供了优良范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史家夙有“元承金制”之论。回首当年，忽必烈将国都南迁与当年金代完颜亮迁都之动机，多有相同之处。首先，二人继位皆非依惯例，合法性受到质疑；二是对中原文化心仪神往，重用汉人，实行汉制，遭遇保守派抵制；三是因挥戈南指，所向披靡，进据中原，急需就近统治，不然会有鞭长莫及之虞；四是燕京地势、位置，适作大国之都。颇值得一提者，金天德五年（1153年），金完颜亮迁都燕京，易名“中都”，依《易》“贞下起元”之旨，改年号曰“贞元”；而元中统五年（1264年），忽必烈亦迁都燕京（1215年，改原金中都为燕京）时，竟同样定其名曰“中都”，并依《易》“至哉坤元”之旨，改年号曰“至元”。直至至元九年（1272年），才将中都改名为大都。巧合乎？宿命乎？然而，其绝非元步金之后尘，而是顺应历史之正确抉择、昂扬进取之英明举措。

《易》乃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凝结并代表着中华先人之最高智慧，是中原文化体系中最为深邃、最具魅力之经典。通过对金中都与元大都营造过程之回顾，我们不难发现，金、元最高统治者能对《易》及深通易理之中原儒士深信不疑，足以说明其境界之宏远、胸襟之博大。

《易·系辞》有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华文化源于农耕，绵延数千年，一以贯之，未曾中断；然其天性主静、尚重，正《老子》所谓“静为躁君、重为轻根”是也。久之，未免趋于静笃、阴柔。若无全新文化因子注入，则难免弱化、退化，活力渐失。然中国历史周期性危机规律，又决定了农耕文化（中原文化）总能从游牧文化中获取活力，使由盛而衰之势得以扭转。首先是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原文化熏陶的周边民族（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突然崛起，迅速强大，继而纷纷南下，入主中原；其后则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接受并改造中原文化，融入北方游牧文化之阳刚之气的新型中原文化生命力更加强大，并成为中华文化主流。（邸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