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后，俄罗斯卫生部网站上发布的《新冠病（2019-nCoV）预防、诊断和治疗》文件中提到：“新冠病毒是一种由蝙蝠的冠状病毒与未知来源的冠状病毒重新组合形成的病毒。”有人将此解读为：俄方认为目前的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也有人认为，这种观点其实是指，新冠病毒不是一种全新的病毒，而是一种原本存在于动物体内的病毒进化后的产物，进化方式是基因重组。基因重组有自然和人工两种类型，流感病毒变异就是典型的病毒自然重组的例子。实际上，当人类可以操控基因并且能够人工合成生命后，与前者类似的观点就层出不穷。

2010年5月20日，由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主要完成者、美国生物学家文特尔建立的私立研究所的一个科学家团队研发出了地球上首例人造细胞—“辛西娅”（Synthia，合成体的意思）。这是一个山羊支原体细胞，细胞中的遗传物质却是依照另一个物种蕈状支原体的基因组人工合成的，人造细胞表现出的是后者的生命特性。2018年8月2日，英国《自然》杂志同时在线发表了美国和中国研究人员的两篇论文，都是关于酵母染色体融合的成果。中国研究人员创造了一种新的人工合成酵母，仅含1条巨大的线型染色体，不同于有16条染色体的野生型酵母。

以上这些成果都说明，如今研究人员创造人工生命已经并非难事。那么，新冠病毒是不是人工制造或人为重组的病毒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对比和参考一下对艾滋病病毒（HIV）起源的追踪，可能会获得一些答案。

 

一本书引发的争议

1999年9月，英国记者爱德华·胡珀所著《河源：追溯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起源》一书出版，随即引发专业界和社会上的巨大争议。作者根据一些历史考证提出，艾滋病病毒（HIV）进入人体的途径是经由在非洲广泛使用的脊髓灰质炎疫苗（OPV），因为这些疫苗受到了艾滋病病毒的污染，这就是所谓脊髓灰质炎疫苗-艾滋病病毒（OPV-HIV）假说。这种假说认为HIV是人造的，尽管可能是人类不小心制造出来的。

以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为代表的科学家认为，胡珀的观点值得验证。以美国费城威斯塔研究所为代表的科学家认为，胡珀的假说只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不值得当真。在这种反驳声背后潜藏着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该研究所过去受世界卫生组织（WHO）委托，专门生产OPV，而且今天还保存着剩余的OPV。

胡珀提供的一个证据是，黑猩猩和白枕白眉猴的肾曾被用来生产脊髓灰质炎疫苗，只是当时制作疫苗的记录已无法找到。胡珀推论，研究人员用黑猩猩或猴的肾细胞生产脊髓灰质炎疫苗时，被黑猩猩或猴体内的艾滋病病毒污染，导致艾滋病病毒在非洲广泛传播，因为那时（20世纪50年代末）的非洲是WHO消灭脊髓灰质炎“战役”的主战场。

一些科学家也认为，疫苗被污染的意外是可能发生的。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医学界的确用黑猩猩和猴的肾细胞制作过脊髓灰质炎疫苗和腺病毒疫苗，这些疫苗可能会受到污染。当疫苗用于人体接种时，人类便会受到猿猴病毒的侵袭。

 

还有旁证加入

1999年披露的两件事对胡珀的假说起到了旁证的作用。第一件事是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家医院曾发现，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有艾滋病病人，比1981年世界上确诊第一例艾滋病患者（由HIV-1感染而致）早了几十年。

事情发生在1959年3月，当时扎伊尔内战频仍，民不聊生，很多人都靠卖血度日。一名男子来到一家医院卖了200毫升血液，但不知什么原因他的血没被医院使用，而是被存放在血库里，而且注明了抽血时间。直到1989年，这家医院血库的人员在整理血液样品时才发现这个几十年前留下来的血样，于是对血液的成分做了化验。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份血样中竟然含有HIV-1。

工作人员完全不敢相信，毕竟第一个确诊的由HIV-1感染的艾滋病病人是在1981年发现的。后来，医院又专门做了一次检测，才最终确定。这一发现说明，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艾滋病就已经在人群中流行了，而这个时间正好是WHO在非洲广泛使用脊髓灰质炎疫苗预防小儿麻痹症的时期。

第二件事是1959年美国军方在西非捕获了一只刚出世不久的黑猩猩，在1985年对其检查时发现它血液中有类似于人类HIV的猿猴免疫缺陷病毒（SIV）。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只猩猩死后，人们发现其腹中有胎儿，但胎儿体内却没有SIV。这只黑猩猩与扎伊尔卖血者同时被染上免疫缺陷病毒也许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艾滋病早就已流行的一个证据，也说明可能与当时大规模生产和使用脊髓灰质炎疫苗有关。

英国的《自然》杂志也披露了胡珀的观点。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艾滋病研究者西蒙·韦恩·哈伯森和英国伦敦大学的罗宾·韦斯首先对胡珀的观点表示了谨慎的肯定，认为其假说值得检验。哈伯森承认胡珀的书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这并不表示这个假说不成立。特别是他发现在时间和空间上艾滋病的出现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推广之间的确相互关联，否则无法解释这种HIV病毒株（HIV-1）会在同一时间突然大量地出现。

 

 

美国费城威斯塔研究所所长克雷顿·巴克针锋相对地指出，动物如黑猩猩和猴确实被用来制作过疫苗，但是它们只是被用来试验疫苗的毒性，而不会用来生产疫苗。也有不少科学家与巴克观点相同，如美国的莫里斯·海尔曼就对OPV-HIV假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黑猩猩绝不会被用来制造疫苗，因为它们太昂贵而且也不适宜。

美国霍华得·休斯医学研究所的比阿特丽斯·哈恩则认为，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艾滋病出现时间更早，但不会是OPV引起的大规模传播。艾滋病是在猎杀、屠宰和吃未煮熟的肉食时通过受感染的动物血液经皮肤和黏膜传染给人的。针头污染则是导致艾滋病病毒迅速在人群中传播的原因。哈恩认为胡珀只是提出了一个假说，但是不能证明黑猩猩或白枕白眉猴的肾曾被用来制作过疫苗。事实上在野猴身上还有几十种类似HIV的病毒，如果HIV会发生自然转移，其他的病毒没有理由不会发生这种转移。

对OPV-HIV假说持激烈否定态度的要数在美国威斯塔研究所从事过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希拉里·科普罗斯基。他说，如果按照胡珀的观点，是脊髓灰质炎疫苗引起艾滋病传播的话，那就太具讽剌意味了。如果相信胡珀之说，那他和其他研制疫苗的研究人员岂不就成了魔鬼。胡珀的书只是建立在他的偏见之上，并不是以事实和证据说话。

 

用实证来证明

为了求证胡珀假说的真伪，科学家趋向于用实验来说话。

20世纪50年代生产的OPV被贮藏在一个冰箱里，这个冰箱又被保存在美国费城威斯塔研究所的另一个大冰箱内。只有所长克雷顿·巴克才有这些冰箱的钥匙。为了对这些OPV进行科学验证，巴克打开冰箱把OPV样品分送到三个独立的实验室去检测，以证明这些疫苗是否含有任何被HIV或HIV前体（SIV）所感染的证据。为了避免媒体的压力，对这三个实验室保密，以保证研究的双盲性。

2000年2月，威斯塔研究所宣布，他们请英国、法国、德国的同行对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没有发现任何黑猩猩细胞或是HIV的踪迹。在随后进行的第二次分析中，研究人员在样本中发现了短尾猴的肾脏细胞。但是短尾猴并不能被SIV或HIV感染。

2000年9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和世界上首次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在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指出，他们通过实验分别得出结论：“由于20世纪50年代为非洲的大约100万人注射脊髓灰质炎疫苗时不慎传播了艾滋病病毒，从而导致了今天非洲艾滋病灾难”一说是毫无根据的。但是，这一结论并没有动摇“疫苗说”的始作俑者爱德华·胡珀坚持自己说法的信心。

剩下的问题是，科学界公认引发艾滋病的HIV病毒最初是存在于中非西部的黑猩猩和大猩猩身上，只是不知道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传播给人类的。普遍的推测是，猎人在捕猎时，被携带有HIV病毒的猩猩抓破了皮肤，或者是猎人在宰杀猩猩时不小心划破了手指而被HIV感染。

回到新冠病毒溯源上来，世界上已经有不少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否认新冠病毒的人工制造和人工重组的假说。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副研究员郁文斌等人发表的《使用整个基因组数据解码新冠病毒的进化和传播》论文也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了新的解读。其结论主要包括，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病毒可能是从其他地方传入的，在市场中发生快速传播蔓延到市场之外；新冠病毒基因组尚未发生明显重组事件。这后一个结论意味着，既然没有基因重组，那么就谈不上有自然或是人工基因重组。因此，新冠病毒人工合成论目前看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未来可能会出现新的研究结果，实锤证明新冠病毒是人工重组的，但那只是未来，以及有可能。总之，追踪新冠病毒起源和找到零号病人的任务既艰巨又复杂。（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