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唐代科举


 

 

2019年,网剧《长安十二时辰》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除了剧情的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外,影片中的人物原型、服化道具等也引起网友展开广泛的讨论,激起了一部分网友对西安、对唐史的兴趣。这部网剧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剧中救长安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职官、地名、服饰、礼仪等方面的内容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可以说高度还原了大唐的社会景象,称得上是一部精良之作。剧中第二集出现了一个人物—书生程参,堪称“小可爱”,他的表现给全剧增添了幽默色彩。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唐朝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据史书记载,岑参唐天宝三年(744)考中进士,不过这里我们不聊岑参,主要谈谈科举制。

 

官从何处来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延续上千年的一项选官制度,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士子自由报名,通过考试差额录取。因为有多种报名科目,“分科举人”,故称科举。科举制出现后,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基本定型。

西周时期,官制基本是依靠血缘世袭的,即所谓的“世卿世禄制”。战国至秦汉,很长一段时间实行“军功爵制”,即按照军功授予爵位和官职。汉武帝时期,选官形式多样,有“察举制”“征辟制”等。所谓察举制,即地方每年举荐孝、廉各一人,建立人才选拔制度;所谓征辟制,就是征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皇帝征召称“征”,官府征召称“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中央和地方失去联系,曹操以陈群为尚书,陈群创立了“九品中正制”,即由品评官评定人才优劣、然后授官的制度。九品,是划分人才优劣的九个等级,中正就是品评官。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选官制度,制度初创之时是想为人才选拔提供一个客观标准,不过后来这一制度逐渐异化,做官只看家世门第,不注重提高才能,以致高官都被世家大族所把持,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到了隋朝,统治者看到了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实行了科举制,让真正有才学的人也能做官。隋祚虽短,隋制犹存,唐朝在制度方面基本沿袭了隋朝旧制,比如中枢政务机构沿袭三省六部制、土地制度方面沿袭均田制……在选官制度方面,科举制也为唐代所继承。

 

看尽长安花

隋唐时期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的初步成型期,唐代很多皇帝都非常重视科举:比如唐太宗贞观时期增加了考试科目,其中以进士和明经两科为主,进士科主要考查诗赋和策论,明经科主要考查儒家经典。武则天时期,大量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并且首创了殿试和武举。殿试,即由皇帝亲自出题面试;武举,即各州每年选送武艺较好的人,进行骑射等项目的考试。唐玄宗时期,诗赋成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这促进了文学艺术,尤其是唐诗的繁荣。

在当时,进士及第可以说是一项很高的荣誉,人称“登龙门”。因为唐朝的进士科是做高官的阶梯,很受人们重视。唐朝诗人孟郊曾写过一首《登科后》,诗中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两句诗将孟郊登科后骑着快马在京城游走时那种春风得意、志得意满的欣喜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唐朝科考放榜后,新科进士会聚集在京城长安的曲江参加国宴。宴后,他们往往在京城的大雁塔下题名留念,对于士子们来说,这是无上的光荣。用今天的话来讲,这可以说是高考金榜。后来,“雁塔题名”也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在今天北京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中陈列着元明清时期的进士题名碑,其源头就可以追溯到唐代的雁塔题名。

 

做官也拼颜值

不过有一点要指出,进士及第之后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并不能直接做官,具体官职的授予还要通过吏部的考核,吏部选官的标准有四条:“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证;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悠长。”“判”,就是判词、判决书,古代官员有一项很重要的公务就是审判案件,因此判词写得好坏与否,也成为唐代吏部选官的重要标准。用今天的话来讲,在唐代要想做官,那还得看颜值、口才、书法和公文写作。

虽然唐代大兴科举,但是与后来的朝代相比,这一时期的科举制度仍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唐代科举中请托奔竞之风盛行,当时流行“投卷”或“行卷”,即在考试之前,士子往往向达官贵人或闻世名流投呈作品,希望博得赞赏,以便先声夺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如果才学还不够,要是能走走后门、托托关系,得到有名望的大咖推荐,考中进士应该不成问题。中晚唐诗人朱庆馀有一首《近试上张水部》的七言诗,就是在科举考试前呈给张籍(曾任水部员外郎)的行卷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意思大概就是说:洞房里的花烛昨夜一直没有熄,我这个新媳妇等待天亮时去堂前拜见公公婆婆。装扮好了轻轻问丈夫一声:我的眉画得浓淡可还合适吗?如果仅看诗的内容,这不就是一首闺房诗么?只有看了标题才能知道作者的深意,这是借着闺房之乐问张水部:“我这次科考,有谱吗?”张籍在当时是个有名望的人物,官至水部员外郎,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老师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韩愈。士子们要是能得到他的推荐,也算是捷足先登了。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为政府选拔了大量的人才,寒门得以入仕,士人用功读书的风气盛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促进了教育的发展。这一制度不仅为后世沿用,而且也影响到朝鲜、日本乃至欧洲的国家。(牛金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