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科

 

 

伴随世界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与西方殖民活动的频仍，洲际间的人员与商贸往来日趋频繁。国际传染病作为人类交往活动的附着品，冲破地域藩篱，横跨大洋两岸，开始波及全球，显现出全球化传播的趋势。鼠疫作为人类文明的噩梦，在19世纪末掀起了第三次流行狂潮。正是缘于这次大流行，中国近代国境卫生检疫事业在与疫魔的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

 

近代海关检疫事业的兴起

14世纪在欧洲肆虐的黑死病，促使各国关注国境卫生检疫事业，重点是口岸卫生检疫。1383年，在法国最大的海港城市马赛建立了海港检疫站。随后，那不勒斯、热那亚、威尼斯等欧洲重要港口，都对港口疫病防治予以立法，防治举措包括通风、熏蒸、曝晒、消毒、焚烧、管制水源等，颇具现代检疫雏形。1385年，威尼斯增设了特殊卫生官员，专司检疫之职。缘于此，检疫作为口岸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在欧洲各国被广泛普及和推广。检疫的种类，也由以人为主要对象的卫生检疫，延展至动植物病虫害的动植物检疫，以及商品和食品检疫。

中国的口岸卫生检疫，最早缘于市舶司制度，但未形成常例。近代以来，随着国门洞开，外国侨民在通商口岸享有经商、居住、传教等诸多权益，为保障本国侨民的人身健康安全，英、法等国领事仿行欧洲惯例，向清政府提出在口岸实施检疫。囿于治外法权被列强所褫夺，清政府以不熟谙国际法检疫章程为由，惟恐因检疫问题与外侨发生直接摩擦，遂将检疫权交付由英国人控制的海关具体执行，并听命外国领事和海关医务处外籍医官处置。

 

 

江海关大钟楼

 

1862年，江海关税务司拟定了检疫章程，经各国外交使团商定同意，呈请清政府照准。检疫章程实施后，江海关出资延聘西医，署理上海口岸检疫事务。1863年，江海关税务司修订了检疫章程，并刊布细则，规定海关行使检疫权时，应当与驻沪领事团协商行事。与此同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开始在上海筹办海关医务所，负责口岸检疫，这是中国最早的检疫机构。当时，海关医务所配备有16名外籍海关医务官以及1名中国籍海关医务官。海关医务所的建立，为推动上海及中国口岸检疫与防疫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很快，各主要海关均在口岸建立类似机构。1870年，海关医务所采纳嘉米森建议，扩大口岸检疫范围，规定：限定期限内，报告口岸船只的疫病及海员健康状况；搜集口岸流行病的传播情况，分析病种及病源；研究口岸常见疾病的成因、类型，以及疾病与季节、气候间的关系；向税务司报告疫病死亡率等。

1860年，清政府在英法联军的威逼下签署《北京条约》，准许华工出国务工。此后，大批华工前往南洋、澳大利亚、美洲等地谋生，人员的跨国性流动给传染病的国际化流行创造了便利。1873年，东南亚的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等地发生了严重的霍乱疫情，不少华工为躲避瘟疫之灾，纷纷提前回国，顿时给口岸的防疫工作带来巨大压力。为防控疫情传入国内，上海道台颁布《海港检疫条例》，提出了8项具体检疫措施，对往来上海口岸的船舶进行严格检查，这是中国第一个地方性海港检疫法规。但囿于当时的关权被列强所褫夺，以致检疫权亦被列强所操控，在当时的华人看来“以西法治中人，残酷异常，多至殒命”。凡检疫事项，均听命于西医，中医无从过问。

1874年，江海关在《海港检疫条例》的基础上，刊发了《上海口各国洋船从有传染病症海口来沪章程》。章程相较于条例，将口岸检疫的卡口前移至吴淞口，试图从源头掌握疫情。章程规定，凡外国船只驶入吴淞口时，即安排管理灯塔和潮势之人赴船查问是否来自疫区。倘若查实，则命令该船悬挂黄色旗号由吴淞口入沪。此时，沿途的河泊所见挂黄旗船只，则引导其在黄浦江特定码头停泊，并委派水上巡捕严加看守，同时通知海关医务处验视。章程还规定，何处为疫区，由江海关监督及各国领事官会商决定。疫区船只需停泊或隔离多长时间，由海关医务处和该船属国领事商酌办理。可见，检疫权完全由海关及各国领事全权署理，清政府无权置喙。

尽管中国的近代检疫制度已初步建立，但囿于检疫权被列强褫夺，游离于清政府管控之外，且检疫所需的专门医院、研究所等基本设施尚缺，以致口岸防疫工作未形成群防群治的合力。在面对大规模、突发性国际传染病时，这一脆弱体系的弊病很快就暴露无疑。1894年东亚腺鼠疫的大流行，就直观展现出这一窘况。

 

1894年东亚腺鼠疫的疫源

按照今天的医学常识，人们已知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导致的传染性疾病，中世纪的欧洲称之为“黑死病”。近代以后，日本医学家称之为“百斯篤”。中国人依据日语发音，称为“配斯忒”或“百斯笃”。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死亡率极高，主要以老鼠、豚鼠、鼹鼠、旱獭等野生啮齿类动物为传染源，并通过跳蚤、虱子等传播介质传染给人，极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黑死病

 

鼠疫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是：腺鼠疫、肺鼠疫、败血型鼠疫。据学者考证，1894年在东亚流行的鼠疫，属于典型的腺鼠疫。有关1894年东亚腺鼠疫的疫源，学界已有讨论，多数认为这场瘟疫肇起于云南边境。1772年至1855年间，云南就有87个县报告有鼠疫。1855年，鼠疫在云南省内急遽扩散，并延展至周边省份，死亡人数高达73.3万人。粤海关法籍雇员何协于1871年至1873年间，多次深入云南省内，从当地人口中获知一种名为“痒子病”的传染性疾病，其发病症状与鼠疫极为相似。这种病传播速度快、死亡率高，患病者数日内必丧命，很快整个村庄的村民都会染此病死亡。不仅在云南境内，临近的寮国（今老挝）、贡榜（今缅甸）等亦发生有疫情。

据史料推断，1894年东亚腺鼠疫的传播路径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沿着滇粤陆路通道传播。从医学地理学上看，横亘于云南境内的怒江天堑，无形中将鼠疫的疫区划分为感染区和非感染区。咸丰五年（1855），云南省内发生叛乱，镇压叛乱的清军越过怒江，在征战中感染鼠疫，很快就传入内地，致使疫病在两广一带传播。

二是沿着桂粤海路商贸通道传播。据美国学者Carol Benedict研究，当时的鸦片贸易十分兴隆，仅从印度输送鸦片，无法满足庞大的中国市场需求。在英国商人的怂恿下，云贵边民开始私种鸦片，并贩运至东南沿海。这一贸易路线大致从云南的东南部传至广西，而后经过北海，传至海南岛及珠江流域。鼠疫很有可能由北海经海路，传至广州、香港等地。

第二种传播路径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鼠疫史研究专家冼维逊指出，波及东亚的腺鼠疫极有可能是从广西，沿着西江水系，经珠江航道传入广州的。此外，由北海港至广州港的海运通道也是主要传播渠道。日本传染病史研究专家饭岛涉通过对比西南与岭南间的贸易量，从而推断鼠疫经云贵地区传播至广东的可能性较大。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北海作为通商口岸的地位愈加重要，蒸汽船被广泛使用，为鼠疫的传播提供便利。饭岛涉在《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指出：“鼠疫是云南的一种地方病，起源甚早。1867年，广西北海就暴发过规模较大的鼠疫疫情，并且迅速在广东沿海都市散布开来。”

 

东亚腺鼠疫的流行及海关应对

肇起于中国西南边陲的腺鼠疫，沿着水运航道，最早在广州肆虐，进而波及香港、上海等地，并在东亚各国间传播，后逐步演变成一场跨国性传染病。为了深度了解1894年东亚腺鼠疫的流行及海关应对，笔者依循腺鼠疫传播路径，择取广州、香港、上海、横滨四个城市予以介绍：

 

广州的疫情及其应对

广州是较早暴发鼠疫疫情的口岸城市。据1879年5月23日刊载于《申报》的《奇瘟入粤》报道：“俄罗斯国于今春流染奇瘟，患者越宿即死，西语名曰泼来（plague的译音），继知业已退尽，曾叠登本报。今接香港信知，粤东番禺县境亦有是疾，中国人谓之黑斑，人于日间患此，至晚即死，有一村落共死三百余人。广州西北郊有一地名红山石基，每日约死十人，又有一村共居九千人，已死四百余，甚是可畏也。”据粤海关雇员摩根编纂的《粤海关十年报告（二）：1892—1901》所载，1880年至1894年间，粤海关已屡次接获鼠疫疫情报告。

已知的最早病例发生在1894年1月16日。一位名叫内尔斯的传教士兼医师，前往将军府为其儿媳诊治。据传教士自述：“渠于鼠蹊发见一疼痛肿块，体温在华氏104.8度，脉搏160，伴有瘀斑疹，患者后竟痊愈。”此后一个月内，广州城内疫病肆虐，鼠疫蔓延。从1894年3月1日后，广州地方报纸连续刊登了鼠疫疫情的通告，据此鼠疫开始在广州流行。1894年4月29日，据《申报》刊文，广州城南护城河一带的南胜里，居民感染鼠疫者甚众。南胜里是旗人与回民杂居之处，这一带流民众多，人员流动频繁，卫生条件恶劣。疫情很快沿城东的北横街与西关连登巷一带扩散，人口稠密的西关和老城厢也遭致疫病侵袭。据报道，西关的患者最多，这里一直是岭南地区重要的丝织业和商业中心，囤聚有十八甫、十三行，且邻近沙面租界。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区，加之恶劣的环境卫生，以及公共卫生设施的不健全，使得疫情迅速扩散。6月后，疫情开始从广州城内向周边州县肆虐。

 

 

粤海关旧址

 

粤海关很早就关注到鼠疫，并时刻记录疫病流行情况。早在 1882年，北海关医官劳奥利就向粤海关报告有鼠疫疫情。该疫情最初出现在钦州，随后传至廉州，并在北海蔓延。1894年广州疫情蔓延时，粤海关医师礼德通过对病例分析，指出广州的鼠疫极有可能是由北海经陆路传入的。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在于同属疫区的香港比广州发生疫情时间稍晚，但香港与北海的海路距离较广州更近。粤海关在持续关注疫情的同时，深知鼠疫给广州贸易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缘于各关陆续采取严防措施，使得广州赴各港口的船只必须接受检疫或隔离，以致大量货物滞运在港口内。当时，江海关还公布强制检疫措施，要求对往来沪穗两地人员实施强制检疫。检疫合格者才能派发“免疫通行证”，凭借此证方可进出上海。尽管各地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检疫措施，但粤海关并未采取得力举措，甚至傲慢地认为广州民众自古对天灾人祸就有显著的免疫力，不会造成太大损害。与此相悖的是，拱北海关受澳葡当局的压力，采取了有效的防疫措施，以致澳门未遭受较大损失。

守土有责的广州地方衙署对疫情采取漠视无为的态度。在疫情严重时，广州城内每天有三五百人死于鼠疫，从疫病暴发到6月，已有近4万余人相继死亡。但从广州地方衙署给朝廷的奏折中，未见有疫情奏报。眼见疫情沉疴难祛，死亡人数骤然攀升，官府却未采取任何有效的防治措施。笃信巫觋的地方官员，竟借助沾醮祈禳，贴出告示要求民众禁止屠宰牲畜，以保全性命。不久，又告诫民众禁止捕鱼。广州府太守张润生，还与南海、番禺两县县令，前往城隍庙设坛祈禳。民众在官府的影响下也纷纷效仿，举行盛大的祈禳仪式。

为了应付民情舆论，广州地方衙署胡乱指责流民是疫源，对流民聚集的社区进行强制疏散。为了保障八旗官宦及家眷的安全，官府将驻地兵弁调往他处。当时，城内有民众谣传，疫病乃洋人故意所为，引发城内骚动，竟“有乱民执某西妇而殴之”。为保障外国侨民的安全，经粤海关出面协调，由广州地方衙署护送外籍雇员至沙面租界暂避，“粤海关办公之各西人俱避居沙面租界中，盖防波累也”。此外，官府还谎称疫症流行时，有外省哥老会匪首窜入广州城内，趁瘟疫横行之时，散布谣言、扰乱民情，并刊布《严拿匪党》告示，缉拿匪徒。为此，官府从“南海、番禺两邑宰各派干役四十名，分布城厢内外，明察暗访，务将造谣匪犯获案严惩”。

相较于地方衙署的无为，广州民间慈善人士及团体则颇显主动，不少人捐资舍药，救治民众。广州士绅刘学询倡议在西关一带设立养病施医所，对患者进行救助，这一提议很快就得到缙绅的认同，不少人慷慨捐资，赞襄善举，收治患者不下千人。广州的救济院也积极行动，在疫情高发期，救治疑似患者。但因为人满为患，“几无空足之地，常有不得其门而入，以至毙于道途者”。西医也积极投身于救治活动之中，美国传教士伯驾创立的博济医院就收治有不少疑似病患，但主要以外侨为主。疫情流行期间，医院还专门制发特效药丸，分发给外侨及皈依基督教的华人教徒。（董强）（未完待续）